体制内十年，我由一个愤世嫉俗的热血青年变成了一个「瞻前顾后」的中年大叔。
时光荏苒，不知不觉在体制内工作了十年多了。十年的青春韶光，可谓是一个人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而我的体制内十年，一直躬耕在基层。「躬耕」这个词本来出自于诸葛亮的《出师表》「躬耕于南阳」，后来多用于褒义，说某人躬耕于某地，一般是暗示日后的发展还不错，把这个词用在这，我似乎有些「飘」——材料写多了，不知不觉对用遣词造句敏感了许多，这也算是一个「职业病」吧。
言归正传，十年的基层体制浸润，可谓全方位改变了我，有外貌上的，也有体型上的，而最更大的改变，是三观的改变，让我从一个愤世嫉俗、热血沸腾的小年轻，变成了凡事三思而行、思虑周全的中年大叔，我怀念当年那份路见不平拍案而起的激情，更感激现在经过岁月淘砺、基层实践锻炼塑造的这份成熟与沉稳，自己对事物的观点，也由当初的偏激变得越来越温和。
下面我撷取几个基层生活工作中印象比较深刻的片段，希望通过这几个小故事，能够让更多的同志和广大的群众，对我们的工作有一个较为立体的认识。
遭遇拆迁
刚上班头一年，我正碰到我们县的大开发，一些城郊地区需要动迁，一些老的城区也需要旧城改造。在参加工作之前，经常看一些网贴，说屋子被政府给强拆了，一家老小露宿街头，甚至出现过命案。当时我看的是热血沸腾，觉得这些强拆的简直不是人，可真正参与到拆迁工作，才发现根本和想象的不是那么一回事。
很多居民，在拆迁的半年前就听到风声了，为了多获得点赔偿，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把院子都盖上了建筑物，有的在自家平房上又搭建了一层，还有的实在是不能加盖建筑物的，直接种上了各种各样的植物。这些建筑物盖得质量可谓是糟糕透顶，不能住人，也没人在里面住；而种满的各种植物，也都是歪歪曲曲的，一看就是苗木市场大量批发的。所有这些的目的，都是为了多获点拆迁补偿。
县政府早就预料到这一情况，提前很久就做好了规划，对于临时搭建的棚户和加盖的房屋都认定为违章建筑，顶多予以成本价补偿。我当时还不明白，问带队的刘主任，既然这些都是违章建筑，直接给强拆了不就得了吗，还赔偿什么啊。刘主任白了我一眼，说我这是想上热点了，好言好语的劝人家拆，居民都不一定乐意，还强拆，我这样的去办事肯定捅娄子。
真正到动员拆迁的时候，出的状况更是五花八门。一个业户说他这是刚装修了半年的房子，光装修费就花了好几万。我去看了看，确实还挺新的，后来请评估师过来看看，评估师一眼看出猫腻，说你这是为了拆迁装修的吧，这装修的建材都不咋地啊，业户这才无话可说。还有的房子被认定为违建的，业主抗议说他的旧房子不能住人了，不翻新可能会“房倒屋塌出人命”，而且他的房子翻修是经过批准的。我们房管局的同志就出面，说你这个房子翻修根本没有报备，而且翻修的过程中实际还存在扩建的情况，我们顶多给你按照原来房子的面积给你认定。
当然也有比较「轴」的，我印象中有一户姓周的业户，拧着不肯搬迁，我们也没有办法。一年多过去了，就他家的房子孤零零的伫立在那里，最后还是拆了。我听说有一次周姓业主去政府办谈条件，我们领导把他二大爷请来了。二大爷是个老革命，颇有威信，看到周业主这事那事的，上去就是一脚，嘴里骂道：你小子能耐了是吧。周业主没办法，毕竟拧不过他二大爷，最后还是签了协议。
拆迁工作告一段落，当时还允许我们喝个「庆功酒」。晚上聚餐的时候，刘主任喝大了，说道，这老百姓的工作是最难做的。拆迁补偿低了，老住户骂我们；新房价高了，买房的骂我们，我们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十年后，我在一次培训课上看到同学播放拆迁视频实录，业户代表发言称一定要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满足他们的合理诉求时，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当时我拆迁时候的情景，实在是理解这些政府工作人员的苦衷。
帮扶贫困脱贫
大概在五年前，我们政府机关的部分同志被分派到全县各个贫困村进行定点帮扶工作，我和陈主任一组，到了郭某村。该村共有140余户，人口690余人，整体经济情况尚可，但仍存在一些较为贫困的家庭，有的是孤寡老人，有的是因病致贫、返贫，还有的是因为残疾失去劳动力。
印象最深的是有这样一个家庭，一家三口人，老两口接近80岁了，唯一的一个儿子也50多岁了，弱智，至今未婚。我们进去的时候问老两口什么困难，老人家握住我的手，说唯一不放心的就是他儿子。说这话的时候，他们那50多岁的儿子躲在父母背后，不敢和我们交流。
从那户走出来以后，我的心情颇为沉重，和村主任商量具体的帮扶思路。村主任介绍说，其他的那些贫困户都还好说，就这一户确实比较麻烦，将来可能只能政策兜底。我说就不能给他们也想想办法，村主任说，这一户可以说一家三口都没有劳动能力，家里的两亩地也是村里指派他人帮忙代耕代种，除非村子里能兴办一个企业或者产业，到时候可以把弱智儿子招进来，干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我说那你看有什么合适的项目？村主任还真有一个项目：药用菌培植。据他介绍，药用菌项目投资周期短，毛利润率相当高，综合测算一下，每斤药用菌成本大概在几块钱，市场售价在几十块钱。现在这个项目他很看好，但是前期投资，包括建设大棚等投入，大概在几十万块钱左右，现在他手里没有资金，问我能不能给他找找投资。
我对农业生产可谓一窍不通，但是对扶贫工作干出点成绩还是很有积极性的——当时一个老大哥跟我讲，你要是能把一个村子给带起来，那这就是你的「政治资本」。于是我就跑前跑后的想方设法给他拉资金。
当时有个通过招商引资认识的企业家朋友，和他接触还稍微多一些，于是我就给他推荐了一下这个项目。企业家朋友让我先写一个「项目投资建议书」，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怎么写，就杂七杂八的拼凑了点资料过去，让这个企业家朋友看得是大皱眉头。他把资料放在一边，对我说，其实目前市场上不是缺资金，而是缺好的项目。农业生产历来是一个高风险的项目，外地投资人对本地又是人生地不熟，这个项目不太容易拉到投资，除非有县领导的「背书」——就是说如果产品卖不出去，领导肯出面协调一下，他就敢投资了。
企业家朋友这么一说，给了我鼓舞和希望，我于是抓紧向陈主任汇报，结果让陈主任劈头盖脸的骂了一顿。陈主任说，你是一点脑子不动啊，别说现在都是市场经济了，领导打招呼未必有用，就算是有用，哪个领导肯干这种事？这边销售产品给打个招呼，那别的乡村有别的事情，他管不管？而且他为了销售产品打招呼，私下里人们会怎么议论他？不知道的还以为贪了多少钱呢。
我被骂的悻悻然，又去找村主任，带着埋怨的口吻说道，这么好的项目，你自己怎么不贷点款呢？村主任也是一脸委屈，他又不认识银行的人，根本贷不到款，民间借贷高利率，他又不敢碰。我思虑再三，又找涉农金融机构的朋友打听了一下情况，朋友给我介绍说，按照当时相关的政策，村子里的宅基地等是不能作为贷款抵押物的，而村主任又没有其它的抵押物和担保人，这个款项是很难贷出来的。
这个事情前前后后折腾了小半年的时间，最后也没有搞成。我有时候在想，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互联网金融较为发达的今天，也许会是另外一种局面。
谈谈机关写材料
写材料是体制内的大活，这件事就连体制外的很多人也都清楚。写材料要求扎实的文字功底，严谨的文字态度，精确的文字表意以及尽可能客观中立的叙述表达。很多人读文字材料，觉得枯燥无味，读都读不下去，更别提写了，而作为一名从事机关文字工作数年的人，我感觉写材料最大的痛苦在于遣词造句的「搜肠刮肚」和形势判断的「言之有据」。
我干这一行也是被抓的「壮丁」。其实我本来文笔还算可以，大学期间偶尔投投校报，写一些散文类的文字，抒发一下感情等等。参加工作后，有几年没动笔，写作欲望直线下降，再加上机关材料的文风不符合我自由散漫的风格，所以一直是敬而远之。最初的几年，有老大哥顶着，我也就乐得清闲，但是老大哥偏认为我是一个写材料的「可造之材」，然后我就开始了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机关材料生活。
最初的时候我是抱着糊弄的心态，从网上裁剪文章片段，七拼八凑的搞出一篇来。刚开始一些不重要的材料，领导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多久一次比较重要的材料起草，领导看我写得实在不像样子，把我叫过去狠狠骂了一通。见到我有点不服气，领导拿过我的文章，一字一句的给我抠。他指着我写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没有同步发展说，这句话属于重大判断，你哪来的依据？我跟领导辩解说这都是网上找到的资料，他反问我，这些资料权威吗？是经过科学论证的吗？是被党和国家承认的吗？他圈圈点点的，给我圈出一大片红色来，让我查一下「交代」和「交待」的区别，甚至一个逗号，他都给我圈出来，说这里应该是分号。
给我改完材料，领导情绪稍微稳了稳，给我解释道别小看这些材料，看的人多的去了。两会工作报告，媒体都在拿着放大镜甚至是显微镜看，一个字一个字的推敲。我们的材料就算达不到那种层次，但如果形成红头文件，漏洞一大把，被人笑话还在其次，肯定会有钻空子的。然后他又给我讲了一个典故。民国时期蒋介石命令屠杀进步人士的电文「情有可原，罪不可恕」被人巧妙的颠倒了一下语序成「罪不可恕，情有可原」，最后特务机关把人都给放了。
在重大问题、关键环节，一个语序、一个字甚至一个标点符号的改动，都会带来一些不可思议的变化。我们这个写材料、出公文的职位，就是要严防死守的。领导的苦口婆心和他工作中认真细致严谨的表率，再加上我在工作中的一些体悟，使我越来越认同他的观点，写材料写公文自我要求也越来越严格，基本上在材料写作上没出现过重大差错。
以上三个小故事，只是我在基层政府工作中撷取的一些小的片段，事实上，机关的工作细致又琐碎，而机关里一些生动而又鲜活的例子，却总在拓展我的思考和对社会的追索与反思。
以前一些社会热点现象，我很容易被人带了节奏，而今天，当我重新审视一些热点问题，如网约车事件、环境综合整治问题、医药价格居高不下现象等等，我会用更温和理性的思维，去分析里面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而不会只是从个人立场出发，从自身利益得失去看问题。
可喜的是，随着教育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发达，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客观全面的看待问题，越来越多的人理解政府在整个社会治理中面临的两难处境。我作为一个基层工作十多年的公职人员，也从当初的思想偏颇、认识浅显的毛头小伙，成长为一个看问题更谨慎持重的中年男人。
要说这十多年的收获，钱没挣多少，但对社会的认知、对社会治理的难度认知却是在不断的进步，我在不断的成长，这就是我最大的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