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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风问题为何“成了筐”?

邓小平同志的告诫言犹在耳,警惕“两顶帽子”任重道远。

作风问题是个筐,都往里面装

1986年2月,邓小平在听取端正党风工作汇报时指出:“党外人士说我们有两顶帽子,一个叫官僚主义,一个叫不正之风。本来是犯罪的,用官僚主义开脱了;本来是违反党纪国法的,用党内不正之风开脱了。”他强调:“不管什么人,只要犯了法,都要按法律办事。现在我们的缺点是不够严格……这方面不要软弱。”

应当说,30多年前邓小平所指出、提醒的“两顶帽子”的问题,是从严治党中一个带有倾向性的问题,至今仍不可忽视。

一个时期以来,“两顶帽子”的问题忽隐忽现。例如:把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坑害群众这类严重问题视为官僚主义问题,甚至把官商勾结、弄权渎职、放纵腐败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事也以“严重官僚主义”作为挡箭牌。湖南衡阳贿选案在一段时间里难以深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以“严重官僚主义”为由而不去追究相关党员领导干部的渎职责任。

还有,甚至把一些违反党章及国家政策法规的问题视为脱离群众作风问题,把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严重违法行为统称为“不正之风问题”,等等。这就难怪党内外不少人称“作风问题是个筐,都往里面装”。

从现实来看,一般来说,本来非常严重的问题,只要纳入了官僚主义、作风问题的范畴,就会被视为是“思想认识问题”“党性问题”“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性质,就主要采用自查自纠、批评教育、内部整改的方法来解决,往往容易避重就轻、大事化小、“合理”规避党纪国法应有的制裁。这类事在近几年反腐败强劲势头下有所减少,但从长久看,这是从严治党将长期面临的问题。

官官相护、监督缺位……

哪些深层原因容易忽视?

这类“两顶帽子”的问题长期存在,有思想认识问题的原因,有某些官僚主义及不正之风与违法乱纪的界限模糊的原因,有复杂的利益关系掣肘及腐败分子沆瀣一气的原因,更有从前对从严治党缺乏坚决措施的原因,等等,但以下三个原因,有时容易被忽视:

第一,同样一件事情,究竟是官僚主义、奢靡之风,还是属于违法乱纪,不仅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在重大案件上常发生定性偏差,过去在党的建设上也有发生。例如,一些公款大吃大喝的事,被一些人以貌似合理的“理由”轻描淡写;一些明显属于领导干部渎职、玩忽职守、甚至同流合污的案件(包括某些因弄虚作假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件),因以官僚主义定性而内部处理;一些“包二奶”者涉嫌重婚罪的案件,在某些位高权重者的干预下,仅定性为“生活作风问题”。

第二,不应低估官官相护的能量及危害。习近平同志在强调从严治党时,多次严厉抨击官官相护一类恶习及官场潜规则,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两顶帽子”问题长期存在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在于官官相护。官场上,担心因揭露矛盾而影响自己政绩和前途者有之,担心“拔出萝卜带出泥”者有之,担心伤我同类而后患无穷者有之,担心丑恶曝光有损“稳定”局面者有之,因此有人就借用“两顶帽子”来掩饰问题的严重性和规避应有的处理。这种巧言令色、蒙混过关的做法是旧时官官相护的一种典型做派,即便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官场趋同(有人称是低调的官官相护)。官官相护这类封建专制社会根深蒂固的东西,对党的影响不可忽视。如何在党内政治生活中注重肃清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影响,避免官官相护不时沉渣泛起,从长久看,始终是从严治党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第三,人民群众的有力监督尚显缺位。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意见是我们最好的镜子。只有织密群众监督之网,开启全天候探照灯,才能让‘隐身人’无处藏身。”从现实看,由于观念、制度机制等原因,人民群众对“两顶帽子”一类问题的有力监督,还远不到位。正因为如此,对问题的定性就往往只有长官意志的体现,以“两顶帽子”来藏污纳垢的事就屡有发生,而人民群众则难以制止。

冲破利益固化藩篱

邓小平同志的告诫言犹在耳,警惕“两顶帽子”任重道远。现在看来,破解“两顶帽子”一类问题的路径可以有许多。其中,下决心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建立超越长官意志及地方、部门利益的党内外群众的表达、诉求、监督、制约的制度机制,“切实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是破解“两顶帽子”一类问题的一条治本之策。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廉政瞭望”,本文观点不代表基层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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