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走“需要之门”不要走“省事之门”

起草讲话稿需要有参照，看看过去说过些什么，了解一下别人怎么说，这都很正常，有时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但简单的“拿来主义”则是不可取的，不能把“参照物”直接变成“标的物”。那样的做法，说穿了是站位有问题，是以写稿者为本位，而不是以讲话者为本位。

起草领导讲话稿，说难亦难，说易亦易，如果不是讲特殊的完全个性化的问题(那样就无处可抄了)，如果只是从一个“写手”的角度写满字数应付交差，确实是一件颇为容易的事。要讲一个问题，查一下过去说过的，搜一下别人怎么说的，略作改头换面，拼拼凑凑，几乎“立等可取”。正如那句带着讥讽的“名言”所说：“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

如果是这样的话，出来的讲话稿可想而知：面目似曾相识，话语耳熟能详，实在让人提不起精神来。导致的结果必然是：领导不满意，自己难长进。领导讲话一般要表达对一些问题的独到见解，讲出一些有新意的话，你起草的稿子或者老生常谈，或者拾人牙慧，怎能令人满意？文稿写作虽然不同于文学创作，但也是一个带有创造性的活儿，倘若我们总是降格以求，满足于拼拼凑凑，把本具创造性的活儿变成机械性的活儿，看起来忙忙乎乎，俨然是这个行当中的“角色”了，实际上还没有掌握其中的门道为，又怎么会有快的提高、大的长进呢？长此以往，则会误人误己。

根据多年从事文字工作的体会，起草领导讲话稿一个重要的原则是：要走“需要之门”，不要走“省事之门”。

所谓走“省事之门”，概括起来一个字，就是“抄”——抄过去说过的话，抄别人现成的话。当然，起草讲话稿需要有参照，看看过去说过些什么，了解一下别人怎么说，这都很正常，有时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但简单的“拿来主义”则是不可取的，不能把“参照物”直接变成“标的物”。那样的做法，说穿了是站位有问题，是以写稿者为本位，怎么省事怎么来，怎么便利怎么弄；而不是以讲话者为本位，去琢磨客观状况怎么样，领导需要怎么讲。

所谓走“需要之门”，其内在要求是把握事物和问题的本质，讲到点子上，直接标准就是领导满意。为领导起草讲话稿，必须以领导为本位，从领导的需要出发，最终满足领导的需要，这是构思文稿、起草文稿、修改文稿必须始终紧扣的“原点”。那么这个“需要之门”如何走？粗分一下，大致有如下三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初始的谋划，要基本把准领导的需要。接到讲话稿起草任务时，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对这个问题，初入行的新手可能会比较茫然，写稿多年的老手往往已经麻木，因此大都忙着赶紧分任务、找材料，然后就动手写，其实这已有点走入误区了。要做的第一件事，恰恰不是急于动手，而是先站到“原点”想一想：领导为什么要作这个讲话?最想表达的是什么?与此相关联的，必然要进一步研究领导对所讲问题的基本看法、态度取向，以及特别关注的点，等等。把这一系列问题弄清楚、搞明白了，对讲话稿的基调也就有了基本把握。

这是从领导的主观想法、意图这一头来把握的，与此同时，还要从客观实际这一头进行把握。这个“把握”说白了就是要弄清楚不同“时空点”下所讲问题的状况。每一个讲话稿对应的“时空点”

都是独特的甚至是唯一的，此时此境与彼时彼境的情况也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只不过有的变化快，有的变化慢，考量起来所用的时间长度有差异。比如对经济运行的问题，大到一个省一个市，小到一个乡镇、一个企业，常规的有季分析、月分析，特殊的时候，有的还监测到旬，以备及时掌握态势、分析问题。当然，经济运行有一套监测体系，许多其他方面的工作则往往缺乏这样量化的分析，比如文化建设、法治建设、社会建设等，分析起来基本上是定性化、粗线条的，一些结论和对策似乎放之四海而皆准，用之哪年都无错。这也是许多讲话稿似乎可以抄抄凑凑的一个缘由，“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让我怎么变着法子说啊?这实际上还是对事物发展的客观情况缺乏深入的了解。

很多工作确实都具有重复性，不可能像电影剧情那样跌宕起伏，但不变是相对的，变化是绝对的。变化快的极端例子，如安全事故的处理工作：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无疑是救人；现场搜救完成后，紧接着就是伤亡人员的后续处理，包括伤员的救治、家属的安抚等；再往后，还要根据事故责任认定，处理相关责任人。工作重心几天一变化，甚至一天一变化，这都能看得很明白。而我们平常部署某一方面工作，虽然与事故处置工作不一样，但这个理是相通的，作讲话的当口，工作的基本状况和态势怎么样?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什么?最紧迫、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工作的重心应该放在哪里?这些都得在起草讲话稿时捋清楚，这也是把准领导需要的题中应有之义和客观基础。

第二个环节，中间的修改，要不断接近领导的需要。“好稿子是改出来的”，对这句话我一直不大赞同，因为从我自身来说，长期的习惯就是把初稿当定稿写，没有想明白，不会贸然动手，落到纸上的话已在脑子里过了几遍。回顾一下过去那些让领导满意、获得各方面好评的稿子，似乎大都是一出来就已经有了大模样的，很少有反复折腾而成好稿子的，那样的稿子基本上也就是勉强过关。

但修改稿子又是免不了的，因为我们是为领导起草讲话，虽然起草的过程中尽量领会和把握领导意图，但总是会有出入，或者深浅不一，或者轻重不合，等等。因此，修改讲话稿的过程，也是进一步把握领导意图、不断接近领导需要的过程。

这当中，大体有两种类型：一种只需作完善性的修改，一种需要作颠覆性的修改。完善性的修改比较好办，领导对讲话稿的主要观点和内容已基本认可，只是又有了局部的新想法和对相关问题的具体意见，一般能交代得比较明确，照此办理就是。但这“照此办理”又不能太过简单化，不是领导说一句什么话你就加进去一句什么话，而是要把领导的想法和意见作为一个命题来对待，把握其核心要义，在深度和广度上进行拓展，把话说到位、说圆了，让领导感到“就是这个意思”。这种类型的修改，打个比方说就像对树进行修剪，无须伤筋动骨。

而颠覆性修改则不然了，你栽出来的这棵树，与领导心里的树不是一码事，这种情况怎么办?只要有可能，咱们就得“换树”。记得多年前在市委办公室时修改过的一篇讲话稿就是这种情况。那是市委书记在全市开放型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事先市委书记出了个粗线条的提纲，明确讲两个问题，一是“思想要再解放”，二是“在对外开放上要有量化的压力”。稿子从其他渠道送审后，市委书记批到了我这儿，先批了“已阅，需补充的意见已注”，后面又加了一段“又及”的话：“也许与我所列的提纲有关，讲稿书生气了点，我想的紧迫感、危机感，没能充分表达，请在修改时弥补。”我看了稿子后，觉得如果光按领导所标注的几处“需补充的意见”修改并不费事，那是属于完善性的，但那样的话显然不能令领导满意，因为“又及”的一段话已表明了他对讲话稿的感觉，实际上是要求改变整个讲话稿的“气质”。后来我就毫不犹豫地对讲话稿作了颠覆性的修改，大小标题、材料内容、表述方式都作了大变动，特别是把一般性的议论、掉书袋的说理的“虚”，变成实的说事论理，凸显工作任务的压力，激起受众的紧迫感、危机感。稿子交给领导看后，他说与他想的差不多，就顺利过关了。其实这种颠覆性的修改，说是修改，实际上已是重写了。但不管怎么说都要以领导的需要为准则。

第三个环节，最后的打磨，要精益求精满足领导的需要。讲话稿基本定稿后，一般性的讲话，领导会让“再看看”，一些特别重要的讲话，则常会要求“仔细磨磨”。到这个环节，要做的是细活了，得有一定的耐心。我对文稿写作有一个基本的取向，就是要做“思想者”，不要做“文字匠”，不赞同那种把主要功夫下在抠字眼上的做法。但这也是就总体而言的，看重谋划时大开大合的思维、谋篇布局的能力，与最后环节对文稿进行仔细打磨并不矛盾。有句俗话叫“编箩编筐，全在收光”，这时候倒是需要有点“文字匠”的抠劲、“校对工”的细功来进行推敲和打磨，精益求精，提高领导对讲话稿的满意度。

如何打磨，因稿而异，因人而异。我觉得到了这个环节，再有神来之笔、点睛之笔能为稿子增彩，那固然好，但增彩不可强求，而“去污”则是底线，必须守住。稿子中可能有哪些“污点”呢?一是错误的信息。包括情况、数据、事例等的引用，是否正确、准确，有疑问的要核清楚。二是语言的疙瘩。有些话在稿子中看着很顺畅，但一读起来就很拗口、很别扭，这些话都得设法改过来。有的领导可能还有个别字词的发音障碍，也要注意避开。三是文字的“苍蝇”。特别是那些“成套”的说法、提法，在修改稿子的过程中往往每个层级都不会去关注，里面就可能埋着多字、漏字或错别字的“苍蝇”，而这些说法、提法，其中的每个字都是关键字，容不得出差错，否则会让领导很尴尬，最后打磨稿子时可不能小瞧了。

说到这儿，我便想，咱们这些整天打文稿仗的，既要有将帅的运筹帷幄、纵横捭阖，也要像士兵一样站好一岗一哨、用好一枪一弹。挟句生活中的老话来说，就是既要“上得了厅堂”，能够出思想、出观点、出文采，又要“进得了厨房”，做好那些类似于洗锅抹灶的文字细活。

文章来源：《秘书工作》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