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自由王国”

“写稿这档事”开栏以来,自出题目,自说自话,转眼间一年就快过去了,案头的文稿也在不经意间堆起一大摞。最后一篇定题为《迈向“自由王国”》,非是自许,而是对同行们的真诚祝愿。

一支笔、一沓稿纸,或是一个键盘、一方屏幕,开启的是一条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苦心孤诣、殚精竭虑的路。所谓“自由王国”,并不是说写稿子不费吹灰之力,信马由缰,一挥而就,而是因为把握了其中的“道”,即文稿写作的内在规律,从而能够摆脱“必然王国”无所适从的盲目性,挥洒自如、游刃有余,进入自觉地有所创造的一种写作状态。即便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很顺利,需要一点一点地突破、一步一步地推进,但只要方向是对的,方法是对的,感觉也是对的,就会有一种成功的自信与期待。

这样说似乎有点玄。写稿子的人多少都有过两方面的苦恼:一个是面对一张白纸,脑子里一片空白,特别是面对新的命题时,不知道写什么;另一个是面对一大堆材料,脑子里一片糨糊,不知道怎么下手。这两种情况下,手中的笔仿佛不由自己支配,而是被无形的力量左右着,磕磕绊绊,来回折腾,写来改去反倒没了主意,就盼着能侥幸过关,交差了事。这大概就是“必然王国”阶段最典型的表现了。

那么写稿子的“道”在哪里?若下一个精准的定义,怕是很难的,所谓“道可道,非常道”。然而大道至简,这里面也不是没有轨迹可循。一位长期从事文字工作后来进入相当层次岗位的领导同志,曾经在带着我们一起磨稿子时对我说:“你们已经到了可以自由创造的地步了!”这样一句赞许,或是出于鼓励之意,我听了以后却是心里一动。这一动与其说是受褒奖的欣喜,不如说是对文稿写作迈向“自由王国”这么一种意识的觉醒。总结我的体会,如果能掌握“三个第一”,或许就与“道”相去不远了。

第一性原理。这是借用科学研究的一个说法。所谓第一性原理,就是强调在基本事实的基础上探究问题本源,不被以往的经验知识所干扰,以基本数据为依据进行分析和推理思考,然后进行实践验证。这个原理用到文稿写作上,就是回到文稿起草的原点,想一想稿子是干什么用的,要起到什么作用。有些同志在材料堆里晕头转向、毫无头绪,纠缠于别人怎么怎么说,究其根底还是丢了最开始的出发点。其实,有些问题不事先想明白、厘清楚,就会南辕北辙,下笔千言、离题万里。老笔杆子们都知道写稿子一个最朴素的道理——想明白才能写明白。这个“想”就是站在原点上想。文稿干什么用,关键取决于讲话的场合,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要求,甚至不同的风格。文稿起到什么作用,关键是把领导要表达的意图弄明白,这是文稿的灵魂。从原点出发的这两个问题,就像纵横两条轴线,为文稿划出了一个可以创新创造的区间。在这个区间里,完全有可能写出跳出传统套路、让人耳目一新的文稿。回顾这些年的写稿子经历,大凡有所突破的文稿,都是先在这两个问题上把准了脉搏,从而有了自由发挥的底气。

第一手资料。如果把文稿比作禾苗,那么资料就如同土壤,第一手资料就是最有养分的土壤。涉浅水者得鱼虾,涉深水者得蛟龙。只有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文稿的基础才能扎得深打得牢,观点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语言才能影响人打动人。然而,严格地说,很多时候我们占有的资料都是第二手、第三手甚至不知道经过多少次加工处理过的。下面报上来的情况也好,部门提供的分析也好,每经过一道加工工序,材料的真实性、可靠性往往就会有一些衰减。而写稿子的人偏偏挤不出多少时间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这似乎形成了一个悖论。我主要从两方面入手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凡是涉及省委的重要文稿,特别是一些不熟悉的领域,都要事先搞一些短平快的座谈,或者电话讨论、上门求教,听取专家和有关方面的意见。另一方面,在平常生活中做有心人,哪怕坐下来跟亲戚、朋友、同学、邻居聊天,都是一种调查研究。一叶可以知秋。有意识地从微观层面了解一下基层的实际感受,可以提高我们对材料真伪的识别度,从一大堆纷繁复杂的资料中抓住最有价值的成分,从而写出具有分量的文稿。

第一重角色。从形式上看,写稿子是代人立言,“为他人作嫁衣裳”;但从本质上看,写好稿子必须有“我”的存在,有“我”的价值自觉。有一个“驴骑人”的故事,说的是爷孙俩买了一头驴往家走。爷爷看孙子小,就让孙子骑在驴上,走着走着,有人说孙子不懂得孝敬,孙子就让爷爷骑着驴走。一会儿又有人说爷爷不疼孙子,爷孙俩干脆都不骑了,牵着驴走。可又有人笑话他们有驴不骑,真是傻瓜,爷孙俩就都骑在驴上。可还是有人说,这两个人心真狠,存心想把驴累死。最后实在没辙了,爷孙俩把驴的四个蹄子绑起来抬着走了。这个故事看似荒诞不经,但写稿子的人看了或许会会心一笑。文稿从起草到定稿,要经过重重审阅把关,每一个把关的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如果总是被别人的喜好牵着鼻子走,多半会落得个“驴骑人”的尴尬境地。只有一开始就进入“我”的状态,直接站在讲话者的角度进行材料的取舍分辨,进行文稿的构思立意和行文表达,才不会无所适从、一派茫然。当然,这个“我”,还不是完全的作为写手的“我”,而是站在领导立场上的“我”,是写作者对自身在文稿起草中的价值作用的觉醒。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写稿者与用稿的领导之间,其实并不是简单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互动,包括观点上的互动、语言风格上的互动,而好的文稿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互动成果。回顾20多年的写稿生涯,我先后服务过不同层次的诸多领导,每一个阶段的服务历练,都让我在写稿子这档事上有了新的认识。有的领导对文字本身并不是特别看重,看重的是文稿的思想性;有的领导强调文稿的准确规范,必须字斟句酌;有的领导给写稿者很大的施展空间,但实际上的要求却更高……这些又恰好从不同的维度锤炼着我对文稿起草的把握和驾驭能力。这些不同取向的要求汇集起来,也强化了自己对文稿写作内在规律的探寻和把握,特别是注重从整体上追求文稿的思想性、准确性和创造性。所以,如果说自己在文稿写作上有所进益,对先后服务过的领导,我是一直心存感恩的。

文章来源:《秘书工作》201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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