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山会海”透支基层干部

一个县科级部门的工作量有多大?

近日,有记者报道,在某国家级贫困县,有一个科级部门的干部反映,去年一年,他们单位共收到市级部门和县里几大班子的文件3831份,经过整合修改,该局全年向乡镇发文642份。如此算来,一个科级单位,每天要接收处理十几份文件,要制定下发两份文件。

无独有偶。秦巴山区一个仅有430多户村民的贫困村,连村里一些日常工作安排,也会制定出专门方案,以村党支部红头文件形式下发给各村民小组。原本召集村民小组长开个会,几句话就能安排妥当的事,却为制定、修改这个文件花费了两天时间。

基层干部既是“文山会海”受害者,又是制造者

制定文件、下发文件,是开展和部署工作的遵循依据与有效方式,该发的文件一定要发。但在一些地方,本是用来推动工作的文件,却在“文来文往”中走形变味。

据媒体披露,在某个地方,领导干部说起开展了哪些工作,张口闭口都是谈论制定了多少文件、出台了多少“办法”。但被问及具体的工作成绩,却语焉不详,连忙翻看文件“找成效”。

尽管基层干部对“文山会海”颇有意见,但很多人似乎已经习惯了“用文件落实文件”的工作方式,自己就成了“文山会海”的制造者。

有干部表示,“没有文件,下面怎么知道要干什么,怎么干?”

凡事无论工作性质如何,都要用文件留痕,留下的是文字,甩出去的是责任。个别部门和干部拿制定、下发文件当免责的“护身符”,甘当工作“二传手”,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变种抬头的突出表现。而只知用文件推动工作,不开会、不发文就不知道工作如何开展,则折射出新形势下少数干部的本领恐慌。

“文山会海”现象的根源是啥?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周庆智曾在人民论坛杂志刊文,指出基层“文件政治”与“会议行政”是文山会海的主要根源。

“文件政治”,是指党委对有关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重大问题做出决策,并通过形成文件使政治权威和行政权威合法化,再以文件形式督促行政并形成政治控制和政治制约。

“会议行政”,是指行政任务的分配和执行由上级党政部门及同级党政领导班子以会议形式实施、推动和完成的制度化形式,这由行政压力型体制特性所决定。

简言之,文件和会议是政治动员与行政动员的重要手段和方式,即会议是政治动员的重要手段,经由会议的方式,文件得到自上而下的传达,会议和文件便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所以,文件和会议是基层政府治理“文山会海”的构成要件,“文件政治”和“会议行政”是“文山会海”的本质属性,导致基层政府的政治与行政活动始于文件和会议,亦终于文件和会议。

如何让基层干部从“文山会海”中解脱出来?

从根本上解决基层政府治理终日陷入文山会海不能自拔的问题,需要从产生这种现象的源头即从政治治理(包括文件政治)与行政治理(包括会议行政)两个系统上来思考因应之策,在党政(政治与行政)关系、权力的公共性、政府职能转变、以社会权力制约政府权力等方面进行改革。

第一,党政职能及权责分开是根除文件和会议泛滥的源头治理举措。党委领导是大政方针的领导,不能以文件和会议的方式混淆党政之间的功能界分。党政分开的改革主要是解决基层党政统合体系所带来的“党政不分”的问题。党政分开的本质是职能以及权责的分开。

第二,改革行政压力型体制是消除“文山会海”的治本之策。根除文山会海的关键在于政府职能转变。职能转变是改变政府治理的全能主义模式——政府管了许多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这也是人员膨胀、机构庞大、文山会海的根源之一。

第三,干部问责体制的制度化。“不发文不研究,不开会不落实”,要防止这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成为基层行政不能绕开的程序性环节。要推进和强化干部问责体制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

第四,以社会权力制约政府权力。这是遏制“文山会海”的社会监督之策。基层干部不能只为上级和领导负责,要使基层干部向基层民众负责,必须加强公民参与的制度化建设,公民参与涵括政治事务和社会事务,这个参与所造成的“社会制衡”,来自制度性力量之外的社会权力,社会权力即社会主体以其拥有的社会资源对社会的支配力,来防止基层公共权力的滥用和过度,影响和制约政府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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