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方红一号”到“天问一号”

五十年前，一曲《东方红》“响彻”太空，开创了中国航天史的新纪元；五十年后，天问，问天！祝融，探火！标志着我国在行星探测领域史无前例的突破。

从“东方红一号”到“天问一号”，变化的是年代，不变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1965年8月，周恩来主持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确定将人造卫星研制列为国家尖端技术发展的一项重大任务，工程代号定位为“651”。会议强调，只要是“651”需要的，全国的人、财、物，不管是哪个地方、哪个单位的，一律放行。排除万难，“东方红一号”卫星于1970年4月24日成功发射。时间跳转到2016年，在《2016中国的航天》白皮书明确提出，计划2020年发射首颗火星探测器。然而2020年新冠疫情突然来袭，在大家纷纷猜测航天“延期”时，7月23日，长征五号遥四运载火箭如期将“天问一号”探测器发射升空。这“如期”的背后，彰显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人民的携手并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从“东方红一号”到“天问一号”，变化的是目标，不变的是中国航天人的“上下而求索”。“东方红一号”的基本方案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四个方面：“上得去，抓得住，听得着，看得见”。但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简单的四个方面一点都不简单。时任“东方红一号”卫星总体设计组副组长的潘厚任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就像你要吃馒头，馒头买不到，面粉也买不到，甚至连小麦也买不到，你要开荒种麦子从头来。”从零开始，经过无数航天人夜以继日、不分昼夜的自主攻关，终使得“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一星破晓，光耀五洲。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苏联和美国纷纷向火星发射探测器，但几十年来，火星探测成功的概率不足一半。虽然我国火星探测起步较晚，但是起点高、跨度大，“天问一号”首次执行火星探测任务，便要一次性完成“绕、落、巡”三大任务。火星探测器总设计师孙泽洲说，这样的探测还没有哪个国家实现过，难度非常大。但中国航天人迎难而上，“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天问一号”成功降落火星，一步跨越几十年，实现弯道超车，这体现出中国在空间技术发展中的“首创精神”。

从“东方红一号”到“天问一号”，变化的是名字，不变的是中国人民艰苦奋斗、不断超越自我的勇气。在中国航天事业蓬勃发展的这些年里，载人飞船命名为“神舟”，空间站命名为“天宫”，卫星导航系统命名为北斗，绕月卫星命名为嫦娥，月球车命名为“玉兔”，此次的火星车命名为“祝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中国人民把对遥远星空和未知宇宙的无尽憧憬寄托在这些美好的名字之中。祝融是中国上古神话中的火神，火的应用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驱散黑暗，带来温暖。“祝融”号寓意点燃中国星际探测的火种，指引航天人不断超越自我、逐梦星辰。荧惑已至，求索无疆，中国人民正通过自己的不懈奋斗，将古典神话一步步变成现实，这是属于中国人独有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