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扶贫工作的历史成效与“意外后果”

极不平凡的2020年匆匆走完,充满希望的2021年悄然而至。鉴往知来,值此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关键时刻,对我国扶贫工作做个总结思考应该是有意义的。

那么,我国扶贫工作成效如何?带来了哪些“意外后果”?

总体来讲,我们国家的扶贫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巨大的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指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我们向深度贫困堡垒发起总攻,啃下了最难啃的“硬骨头”。历经8年,现行标准下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标志着我国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2019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巨大贡献!中国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成就举世瞩目,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制度体系,书写了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脱贫故事

我个人理解,扶贫的直接成效是我国消除了绝对贫困,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由于扶贫是多方参与的工作,所以扶贫也是多方共赢的,但他们在获益内容、具体表现和可感知程度是不同的。首先,最大的受益者无疑是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通过多年的帮扶,贫困地区的硬件、软件和福利保障都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其次,我们扶贫干部其实也是获益者,因为扶贫丰富了我们的经历,锻炼了我们的能力,锤炼了我们的情怀。再次,扶贫对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基础也是有非常明显的帮助的。最后,这几年的扶贫还夯实了我们国家的发展基础,提升了我们的国际形象,增强了我们的制度自信,进而提升了我们的国家竞争力

当然,辩证地看,扶贫工作虽取得了巨大成效,但也付出了很大成本,带来了一些“负效应”和“意外后果”。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是冲击和重塑了以往的乡村治理体系。现在我们常说,要建立“自治、德治和法治”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但就目前的情况看,我们现在的村民自治受到了压缩,以前管用的长者德治受到了削弱,而法治尚未建立。用一句话讲:就是旧秩序已被打破,而新秩序尚未建立。为什么这么说自治被压缩?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驻村工作队进驻农村以后,相当程度上也分享了村干部的领导权威,甚至部分强势的驻村第一书记还取代了村干部的领导权,对村内的大小事务大包大揽,使得村干部感到无话可说、说不上话。二是在随着扶贫力度加大,在要素资源持续下沉农村的同时,对应的工作任务、监督检查也伴之下沉农村,使得村务工作日趋繁重,村干部“职业化”日趋明显,村“两委”的运行方式越来越像一级行政政府,村干部事实上成了乡镇政府在农村的“代理人”,而很少有时间精力去群众共商村是。无论是否承认,村民自治被压缩确实是个客观事实。削弱长者德治比较容易理解,就是在推动移风易俗的过程中,以前宗教领袖、乡贤搞的那一套已经被有意无意的冷落甚至禁止了。最后,农村基本上还是个熟人社会,办事逻辑依然是情>理>法,加之群众文化所限,依法治村依然任重道远。

二是增加了金融风险。主要是扶贫扩大了群众信贷坏账、增大了地方财政赤字、加大了帮扶干部的经济压力,客观上增加了我国的金融风险。第一是扶贫贷款政策诱导了部分群众的非理性信贷,导致少数群众还不起或不愿还贷款,扩大了群众的信贷坏账;第二是多年的扶贫投入增加了地方财政开支,使得部分县区公共支出压力持续增大,靠发放基本工资勉强度日的“吃饭财政”已在不少县区出现;第三是过度强调帮扶干部的经济责任,有意无意地造成了“劫干济贫”的后果,进一步增加了基层干部的经济压力。

三是产生了“悬崖效应。层层加码的工作要求使得扶贫标准不断“拔高”,而过度优厚的扶贫政策反而使得一些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的处境比另外一些非贫困地区和非贫困家庭的处境更好!比如,优厚的扶贫政策使得现在边疆县区里的村组几乎都通了硬化路,都有了篮球场、活动室、公厕,而邻近的非边境县区却还没有这么好条件。现在边疆县的发展基础反而比有些非边疆县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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