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上级很好,村干不咋”?

提到“低保”,部分拿了低保的村民会说“他们村干部拿低保拿腻歪了,剩下的给了我们!”没得到低保的村民会说“低保都给了乡干部、村干部的亲戚,我们?想都不要想。”

但是事实上,据我在赣南几个村的调研,包括翻阅低保获评人的信息,以及拿低保名单上的名字向村民打听,获评人都是有生活困难的农户,“给乡干部村干部亲戚”不敢保证绝对没有(不能保证他们没有穷亲戚),但低保确实给了最需要的困难群众。至于“村干部拿低保拿腻歪了再给我们”,倒完全没有发现,毕竟大多数乡村干部的家庭经济状况在当地都属中等,完全不必为了200块一个月的低保去牺牲自己的名誉。

提到“土坯房改造”,有些得到政策扶助的村民说“其他地方都补三四万,我们每户才一万五!其他的钱?呵,不用说你也知道啊。”我后来去查了政府文件,原文是“新建房屋的:属于分散供养五保户、农村低保户、贫困残疾人家庭、重点优抚对象和革命烈士家庭的对象,每户补助2万元;属于其他贫困户的对象,每户补助1.5万元。”也就是说,并没有出现乡村干部插手截留补助资金的现象。其实当前国家大部分惠农政策,尤其是涉及到资金补助的政策,都采用直接打到农户“一卡通”户头的方式,大大减少了基层干部“伸手”的现象。

从这两件事上来说,村民的确冤枉了乡村干部。

上级对绝大多数农民来说都只是模糊遥远的存在,乡村干部才是真正为他们服务的对象,可为什么农民会形成这种“上级很好,乡村基层干部不咋”的印象呢?

看得见的“缺点”,看不见的“付出”

越是亲近的人,缺点暴露得越是彻底;越是长久接触,缺点的放大效应就越把优点渐渐遮蔽。

现实生活中,基层干部和农民正面接触多,都是身边的乡里乡亲,这种情况下,村干部的缺点较易被村民看到。而在执行一些涉农政策时,村干部又往往做不到既让上级满意,也让全村人都满意,甚至有时不得不牺牲少数人的利益以推动政策执行。这时候那些利益受损的村民便成为“村干部坏”言论的发起人。

近年来,中央涉农政策都是惠农政策,新农村建设、振兴赣南等原中央苏区、精准扶贫以及社会保障政策,农民对中央的爱戴都发自内心。但在政策执行中,基层干部付出了许多精力和劳动,村民们并不都能看到。比如我看到,村干部们为了完成精准扶贫中的“建档立卡”,连续一个多礼拜熬夜到两三点,有的村民看到村干部骑摩托车上户去落实政策,还以为“当村干部就是好,天天骑个车子溜溜达达!还有钱拿。”

在这种长时间接触、近距离相处的过程中,基层干部的缺点被放大,付出却被无视,久而久之,一些错误的负面舆论产生了。

好政策”不等于“好执行政策”

“好政策”并不等于“好执行政策”。有些政策在执行中与村庄现实脱节,有些政策过于强调“统一性”而让基层干部在执行中失去了“灵活性”,有些政策要触及部分农民的利益。政策制定者无法构想出政策实施时可能出现的全部问题,更不可能给出全部解决方案,政策执行者却要面对并解决这些问题,这个过程中,就发生了与村庄社会的碰撞、与村民的“较量”。

所以有村干部说“做事越多,犯错越多,牵涉到的老表越多,就越容易有意见。”这是客观事实,修路架桥等关涉农民切身利益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实施过程中往往因为涉及占用耕地而让需要牺牲个人利益的村民不满。精准扶贫实施中出现的个别“养懒汉”现象,导致了“僵化”指标与村庄道义间的冲突,也引起个别村民不满。

而这些政策执行中的矛盾调解、安抚村民、配置利益格局,都交给了村干部。但人无完人,我们不能苛求村干部执行每项政策都能做到完美无缺。而当出现疏漏后,村民就会对村干部产生怨言,并通过村庄舆论广为传播。

历史记忆的惯性

客观地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因为执行“三提五统”“计划生育”等政策,农村中出现的粗暴执法、干部贪腐等现象,导致的干群关系恶化,给农民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历史记忆。

许多农民在提及这一时期时,都愤愤不平。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他们对世界的认识除了接受教育,更多的依赖人生经验,过往的记忆对当下生活有指导意义。

新世纪后,以税费改革为先声的国家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缓解了中国农村中的社会矛盾,也更加赢得了农民认同。但是农民对基层干部在彼时的消极印象,在一定的时机、一定的场合下会被再度激发,比如一农民因在耕地上违规建房,被政府拆除时怒吼“你们这些人,你们都是土匪,跟早先那些贼一般的干部有什么区别啊?”

类似的案例中,村民们在面对在他们看来不合理的现象时,愿意将眼前的人与事类比到历史中的人、事,从而使村民倾向于肯定自己的判断,而眼前的现象又强化了这一负面判断。

“选择性观察”与交往变少

基层干部队伍中有勤勤恳恳的老黄牛,也有贪腐分子。在反腐高压态势下,许多“小官巨贪”被查处。我所调研的乡镇就立案审查了一名村支书。

在得知该村支书被查之后,许多农民竟然说:“我早就知道!”“只是不抓,一抓一个准。”我们前面说到,“远亲近疏”“政策执行”“历史记忆”这些因素已给农民造成了“不少村干部坏”的印象,这一最新事实又让一些村民笃信他们的判断。

在评价村干部这一群体时,他们容易在已有主观判断的前提下,用结论去裁剪现实,而非依据现实来得出结论,即“选择性观察”。所以得知一些村干部因涉贪被查,他们会口口相传,津津乐道。而那些勤勤恳恳的干部,则被其有意无意中忽略。

此外,还有一个大背景是,取消农业税后,乡村干部与村民的互动,较过往已越来越少。

在不需要收农业税,乡、村又没有实质性权力来约束村民时,除非有关联到该农户的事须上门沟通,乡、村干部与村民的交集渐渐减少,彼此不如以往了解,这样的情况下,村民对一个人的评价就很容易受舆论左右。

本文信息来源为 《组工文萃》2018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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