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西北大学中文系78级的学生，在上学期间，乃至整个干部职业生涯中也不断有人问我：读中文系有什么用？在人们的常识中，理工科专业对社会更有实用价值；即便是做官，也是各种“科学思维”、“工程思维”占据了主流。但作为理性主义代表人物的黑格尔却提出，常识往往是时代的偏见。尽管那些深奥的文学理论，那些优美的辞章，已被岁月冲刷得不见踪影。但在毕业后的几十年中，我在身体力行中时常感谢中文系带给我的一切，特别是它成为我的人文情怀与城市理想实践的重要源泉。
“杜陵树边纯是花”
我的城市理想，萌发于1997年担任雁塔区区长期间。
在去雁塔区之前，我恰好有机会去欧洲公务出访，当我登上埃菲尔铁塔俯瞰巴黎时，两个场景让我感到震撼：一个是塞纳河穿城而过，巴黎圣母院等一众知名建筑沿河而立；另一个是城中有一片森林，在巴黎城市楼群中显得特别醒目。
我到雁塔区上任以后，有意识地从大雁塔上俯瞰雁塔区，向南望去，杜陵原灰蒙蒙一片。实地考察，才发现这里到处都是垃圾堆、砖瓦窑、坟场。从浐河沿岸一直到杜陵原，都是这幅景象。
杜陵原是汉代中兴皇帝宣帝的陵区，也是汉唐文人墨客流连忘返、唱酬吟诵的地方。李白有“南登杜陵上，北望五陵间。秋水明落日，流光灭远山”，岑参写“长安二月归正好，杜陵树边纯是花”。然而，这些风貌只存在于诗文中，而不在当下。
当时我看到的杜陵更接近白居易笔下的杜陵，“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荒凉贫瘠。
20世纪50~80年代，西安的城市垃圾主要倾倒在浐河沿岸和杜陵原上的几个市政垃圾场。到了90年代，马腾空垃圾场已经由原来的一条山谷，变成了山峰，垃圾车都得开到山上去倒垃圾。垃圾遍地，到处是蚊蝇、死掉的牲畜，四处弥漫着臭味。
这个地方的另一个名字更有名，也就是“三兆”，西安人都知道“三兆”指的是当地土地贫瘠，不打粮食，到处是狗尾巴草，没有树。
我上任后处理的第一件政务就与垃圾有关。在浐河和杜陵一带，有人在垃圾堆里养猪，这些吃垃圾长大的猪又被卖到市场，造成了轰动一时的垃圾猪事件。之后不久又发生了一次更为严重的口蹄疫疫情，其根源也是饲养在垃圾场附近的奶牛感染了病毒。
90年代末，西安在白鹿原开辟了更大的江村沟垃圾场，用于集中处理城市垃圾，并关闭了浐河沿岸和杜陵一带的垃圾场。但那边的路况很差，有个大坡，一到雨雪天气垃圾车就开不上去，而且运费比较高，一趟的成本需要七八十块钱。
所以，马腾空垃圾场关闭后，有些人就沿着浐河私设垃圾场，只要安个栅栏、弄个门卫，就开始收钱，垃圾车到这儿，往这儿一倒，交十块钱就走了。
但问题在于，当地群众收了人家垃圾费，政府得花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代价，才能把这些垃圾清理完。而且政府前脚清理完，有人后脚又开始倒垃圾。在雁塔区有一条雁翔路，按照规划这条路是直对西安二环的，但当时那里有一个特别大的垃圾山，如果要把它移走，需要上千万的成本。为了绕开这个垃圾山，雁翔路上出现一个大弯。
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面，这需要对垃圾进行综合治理。我的设想是在杜陵原广植树木，形成万亩森林，恢复汉唐郊野风貌。用森林覆盖这些地方之后，人们就不好再在这里倒垃圾了。我当时提出的一个口号叫“少倒垃圾多种树”。
在杜陵顶上，我与韩骥、张锦秋大师探讨过这一设想。他们听后很激动，认为通过这片位于城市东南角的森林，正好可以把秦岭的新鲜空气送入城市，直达城市西北角的沣渭交汇之处，这叫“生态楔子”，也叫风道。
口号好提事难办，种树得先平坟，以前农业学大寨，把这个坡地都改成了梯田，连汉宣帝的王皇后的陵墓都改成了梯田。当地人为了节省土地，都在那个梯田坎儿上掏个洞穴，把棺材放进去，封上，再立个碑。凡是坎儿，一排排全是坟冢。我大致算了一下，一万多亩地差不多有三万个坟头。
平坟是地方干部都感到头大的一件事，花钱不说，更难的是伤感情。当时我提出了一个观点：“地形地貌也是古都风貌，恢复古都风貌就从恢复李白、杜甫眼中的杜陵风貌做起。”具体就是把农业学大寨期间改的梯田恢复成坡地。
我和大家说，这是“给先人盖上一床被子”，这样一来，大家从感情上也能接受。通过这个办法，在短短一年间，包括杜陵在内，整个雁塔区152平方公里土地上，都看不到一座坟头。
种树又是一场革命，一方面人们觉得种树没有效益，另一方面，政策上也不支持杜陵原的退耕还林。当地的老人说，从建国后，杜陵原一共种了四次树，没有活一棵，这里是旱塬，根本不适合种树。我们制定了一套自费退耕还林的政策，鼓励个人和企业种树。
我了解塬上的土是“立茬土”，浅层漏水，深层保水。根据这个特点，我们全部用塑料管来做简易水利设施，管三年灌溉，省钱又办事。树种下去，三年后，树根越扎越深，不浇不灌，自然成林。
这样一来，杜陵原上垃圾乱倒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古都的郊野风貌和自然景观也恢复了。从白居易笔下的“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皆黄死”的衰败景象，又变成了岑参笔下“长安二月归正好，杜陵树边纯是花”的繁华意境。
从“玄灞素浐”到天人合一
大家都知道八水绕长安有“泾渭分明”的典故，却很少有人知道下句“玄灞素浐”，意思是灞河水深且广，浐河水浅且清。杜甫诗云“悄悄素浐路，迢迢天汉东”。
在我的印象中，浐河、灞河既有美丽的诗篇，也有长安八景之一的灞柳风雪。
20世纪70年代初，我正在上初中，有年冬天组织班里的同学拉练，当时浐河的水就是五颜六色的，我们赤脚过河的时候，水是热的，后来了解到这是因为纺织城、印染厂直排的工业废水。东郊近百万人口的生活污水和纺织城、军工厂的工业废水，全部流入浐河。几十年来一直如此，这条河有多脏可想而知。
我看到浐河沿岸的垃圾主要是建筑渣土和钢厂的钢渣，就和大家商量，把这两样垃圾堆到一块儿，钢渣一锈，正好能让渣土板结起来，用于修河堤。
修河堤取土，形成了坑洼地，正好给人弄一个新垃圾场。我提议干脆灌水成湖。修湖要砌要衬，湖底要衬土工膜，太花钱了，区上财政承担不起。我沿着浐河走，看到农民挖鱼池养鱼，于是便和那个农民聊天，农民说，没有砌，没有衬。挖个池子，直接把河水引进来，放上鱼苗就可以养鱼啦。
我问他原因，他说，这河滩地，底下都是“王八泥”（胶泥），粘性大，有很强的防渗性。加上河滩水位高，往下挖上半米、一米，就和地下水连上了。一直困扰我的问题立马得到了解决。
在河的上游修个溢流坝，河水进入沿河坑洼地，形成长藤结瓜的五个大小湖泊，再经过下游溢流坝流回浐河，湖畔广植芦苇和菖蒲，在浐河畔十里长堤外形成了约5000亩的湿地。这不仅净化了河水，也成了人们踏青怀古的地方。
当时我陪《人民日报》一位总编盘桓至此，突然芦苇丛中一群大雁鸣叫、飞起，他惊喜地拍下了镜头。我说：“这叫大自然不亏人，一分索取，十分报复；一分投入，十分回报。”后来他就此事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大自然不亏人》，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此湖也因此被我命名为“雁鸣湖”。
因为雁塔区的杜陵和浐河的治理、改造成功，西安市委决定由我担纲，启动浐灞河治理。
当时除了马腾空垃圾场之外，在浐河下游还有一个米家崖垃圾场，是浐灞区域中最脏的地方，1000多亩河滩被垃圾覆盖。旁边的安邸村有两大产业，村东灞河滩挖沙，村西浐河滩捡垃圾。
我们首先在浐河岸边建设污水处理厂，没想到，江村沟垃圾场的渗滤液，把德国进口的机器都腐蚀了，导致污水处理厂经常不能达产。按当年雁塔的做法，我们在米家崖垃圾场就地规划了一片湿地，在河道上扩了一个“大肚子”，建成生态湿地，把污水处理厂处理过的再生水排入湿地，利用水生植物进行二次生态净化。
后来我们将这片湿地命名为桃花潭公园。之所以叫桃花潭，是和灞柳文化相对应。“柳”与“留”谐音，有挽留的意思。折柳相送，讲的是友情。以桃花潭命名浐河湿地，有“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寓意。二者相得益彰形成浐灞桃红柳绿的人文景观。
浐灞治河最重要的是尊重河流的自然属性，一是不随意截弯取直，所以现在看浐灞的河堤，会发现是弯弯曲曲，人们称其为美人腰。二是修河堤，模仿自然河堤。水面以下，硬包软(石头包土)。水面以上，软包硬（土包石头），在石头上覆土70~100公分，种上芦苇菖蒲。尽可能减少人工雕琢痕迹。三是在河道中间搭建了若干鸟岛，让鸟类落脚。人们开玩笑说，这是给鸟儿留了一个谈恋爱的地方。四是尽可能保留灞河两岸原生的柳树，灞河滩上原有占地几十亩的一片柳林，最初的设想是将这些树移植出去，但河滩都是烂泥，移植前得先修一条路，机械才能进去把树移走，成本太高。将树砍掉又于心不忍，最终还是本着尽可能“适生适地”的原则，尝试在每年冬季枯水期把水位放低，让树透透气，夏天汛期，再把水位抬高，这才成就了灞河如今特有的水上柳林景观。
水面是城市之肺，为了增加城市水面，修建了橡胶坝，拦水成湖，既形成了城市景观又清洁了城市空气。经过测算，一亩水面能抵六亩林地。但是，抬升水位，淹没了湿地，湿地是城市之肾，对水体有过滤清洁作用。这样一来，蓄水增加了肺功能，降低了肾功能。为此我们有意识地在灞河一岸起楼，一岸不起楼，利用河畔沙坑做成湿地，弥补了蓄水淹没河床的缺憾。城市河流的治理，最重要的是尊重河流的自然属性、文化属性，把审美功能和实用功能完美结合。
这些都是我们浐灞团队治河中的创新。
后来在这片湿地举行了被称为史上规模最大最成功的一届世界园艺博览会，使西安“华夏故都山水之城”的城市形象得以广为传播。
我在浐灞生态区的标志上写了一句话：“做有爱心负责任的建设者”，告诫大家，建设者和破坏者没有天然鸿沟，治河建城是千年大计，不要一铲子下去，砍掉所有原生的林木，让上千年的文化遗存毁于一旦。有爱心就是爱国家、爱家乡、爱自然、爱文化。负责任就是向上级、向人民负责的同时，还要向历史、向后人负责，要扪心自问：千百年后的人们会不会因此骂我们。
把文章写在大地上
世园会会歌《送你一个长安》有一段歌词“秦岭昂首，泾渭波澜，灞柳长歌，曲江情缘”，恰好包含了我在近四十年主要的工作地点。20世纪80年代，我当过秦岭山区乡党委书记，在90年代担任过雁塔区（曲江）的书记、区长，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还担任过浐灞生态区的第一任书记、主任，在第二个十年又做过西咸新区第一任主要领导。在宣布我任职西咸新区的会上，省上主要领导打趣说，王军是刚唱完“灞柳长歌”，又要去掀起“泾渭波澜”了。
在西咸新区工作的五年间，我直接领导推动了昆明池的恢复，沣河、渭河、泾河的治理，沣渭三角洲能源金融区的建设，以及沣西的城市综合生态廊道和海绵城市体系的建设，这些工作都将城市功能与生态环境、历史文化、审美情趣结合起来考虑。在此基础上，我提出在西安做规划要“遵循山水格局，遵循历史文脉，遵循现代规划理念”，并按照这个理念，又提出了创新城市发展方式，以及元典城市的建设思路和城市定位。
我的城市理想的实践是从1997年在雁塔区工作开始的，截至2016年底从西咸新区卸任。这正应了李白的诗句，始于“南登杜陵上”，终于“北望五陵间”，“五陵间”正是今天的西咸新区。
因年龄关系，我已经退出了领导岗位，当年我为之奋斗过的地方仍令我魂牵梦萦。放眼望去，杜陵万亩森林郁郁葱葱，雁鸣湖畔蒹葭苍苍，已成为西安人踏青怀古的好地方；浐灞两河四岸，树影婆娑，风光秀美，长安塔巍然挺立，新都市拔地而起，是西安最宜居的新市区；西咸新区沣河、渭河、泾河焕发了生机，五陵原间绿树成荫，五座新城未来可期……
贾平凹对我说，我把文章写在书上，你把文章写在大地上。回想起来，我感到很幸运，作为一个中文系毕业生，我的职业生涯经历了由乡镇到区县、市、省和中央机关各个层面的历练，有长达20年主要领导岗位的历练，同时还有党委、政府、开发区和企业的历练。组织给了我比别人更多的施展抱负和才华的机遇，使我能有如此丰富多彩的人生。
我最大的幸运是自己三十多年的职业生涯和改革开放的历程完全吻合。这个伟大的变革时代赋予了我们施展才华、实践理想、建功立业的舞台和大的机遇。如果没有这个时代，我们不管有多大的本事，都可能一事无成。我的职业生涯基本上都是在一种建设的氛围、改革的氛围、变革的氛围中，所以特别幸运，有机会施展才华，实践理想。这个时代使我们有机会在领导岗位上，代表这一代人为这个城市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的梦想和西安这座城市紧密相连。中文系带给我的人文情怀和历史认知，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也影响着我所能触及的一切，使我始终对大自然保持一种敬畏，对历史和传统保有一份“温情与敬意”。
对于我来说，西安是一代代诗人先贤吟咏过的土地，是无数伟大心灵感受过的土地，更是当代中国人通过有意无意念及的诗文可以触动深沉乡愁的土地。长安是中国人的乡愁。我庆幸自己生于斯、长于斯、奉献于斯，更庆幸中文系的教育背景所带给我的那些东西：它让我与山水有一种亲近和交流，更让我在这个飞快流逝的时代懂得反省和尊重。
我昔日的同事李书磊曾说：做官是一种大俗，读书是一种大雅，从俗的、做官的立场上来看，这大雅对大俗是一种拯救；而从雅的、读书的立场上来看，这大俗对大雅又是一种成就。在很多人眼里，中文系所传授的审美理论、诗词歌赋，真可谓“雅”的近乎无用。特别是在城市治理中，人们往往奉“科学思维”、“工程思维”为圭臬，化一切为数据，将自然视为工具，在这个过程中，城市被一步步“异化”，而这其中的人也随之“异化”了。
在另一个维度上，中文系的学习经历又让我终身受用，它让我在面对城市、面对自然时，保持对大自然的敬畏，保持中国人的人文情怀与审美情趣，保持对历史的尊重与责任，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天人自然”的世界观。这也在不同层面上影响了我对城市理想的实践，正如李书磊所言“大雅对大俗的拯救”。所以还是要用一点“雅”的眼光来关注“俗”的城市治理，要时刻保持对人本身的关注，保有历史尊重、文学感怀和审美情趣，并明确在天人之际、在人与自然之端要有限度。惟有如此，我们营造的才是人的城市，我们才是在城市中生活的大写的人。
本文信息来源为 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