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日记的启示

曾国藩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影响巨大，无论道德文章还是为官事功，都堪称典范。毛泽东曾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这样评价他：“曾公乃国人精神典范。”梁启超对曾国藩更是赞佩：“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

毛泽东、蒋介石、梁启超对曾国藩的高度评价，表达了他们对其言行的价值认同。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近乎完美的“圣人”，偶尔也会萌生逐利的欲望。他在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十日那天的日记中，有一条很有意思的记载：“昨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

“别敬”是旧时贿赂的讳称。清代京官，职位较地方官为清贵，收入却远逊之。地方官除了薪俸以及政府发给的养廉银(京官无此收入)以外，各种灰色收入更是大笔进项。由于京官能影响地方官的铨评升降，其喜怒直接关乎他们的乌纱帽，因此京官与地方官之间便形成一种经济上的“调剂”。大小京官，莫不仰给于地方官之“别敬”。地方官因迁调而进京述职，或京官外放为地方官临走向相关官员告别，都要赠送财礼，这就是“别敬”。

曾国藩这则日记可以给我们多方面的启示。逐利是人的本性，连竭力追求人格完善的大儒曾国藩也不能例外。在欲望面前，放纵还是自省，检验着一个人的精神向度和品格高下。品德高洁的人，当好利之心如火苗蹿起时，应该像曾国藩那样，经常反躬自问，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不断增强是非面前的辨别能力、诱惑面前的自控能力、警示面前的醒悟能力，不断提高慎权、慎独、慎微、慎友的自觉性。剖析众多贪腐案例，自坠深渊者都缺少这三种能力，以至于一发不可收拾，终成千古之恨。

张宏杰在《给曾国藩算算账：一个清代高官的收与支》一书中感叹，曾国藩在京为官13年，收入低，开销大，怎一个穷字了得。当清官是痛苦的。在家书中，他也描述过自己这种天天为钱发愁的苦恼：“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账将近一千，归家途费又须数百，甚难措办。”当时的曾国藩，已升任内阁学士加礼部侍郎衔，堂堂的副部级干部，想给他送“别敬”的官员肯定不在少数。但他对自己约束很严，曾立下“不靠做官发财”的誓言，所以尽管偶尔也心生羡慕，但行动上决不搞这一套。他还告诫家人，欲望无止境，做人要知足。《老子》有言：“故知足之足，常足矣。”不知足就会纵容贪欲之火，会导致欲火燎原、不可收拾。掌握公权的人，一定要谨防贪欲之害，洁身自好，清廉自律，做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当官发财，应该两道，自古皆然。

曾国藩日记还启示我们，因为人性中有好利的弱点，所以个体的人都可能靠不住，从历史的教训和经验来看，有效的监管机制才是真正行之有效的反腐之道，建设清廉社会，一定要靠制度管人、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