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让“基层减负”成为“基层负担”

“基层减负”原是如何为基层干部松绑减负，让他们轻装上阵，更好地服务群众的一项惠泽举措，随着工作推进中，却出现一些“走调”“变味”的插曲，不仅让“基层减负”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反而成为加重基层负担的一把“担子”，让基层干部，听到“基层减负”，不是觉得长舒一口“闷气”，反而付之一哂“苦笑”。

基层减负这一举措本是为了调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变化相适应的一项有益变革，却在一些基层地域出现停滞，一些减负办的任务就是让基层统计文件数量、统计开会数量、统计参会人数、年底不达标后就私下让基层统一口径，究其原因有三：

一是错误的政绩观。一些领导干部过于追求短期内的政绩和表面成果，往往将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投入到那些能够迅速带来政绩的项目上，在任期内要有作为，成为唯一目标，不管工作矛盾主次，眉毛胡子一把抓，忽略现实因素，部署后向下要求工作有亮点。面对中央或省市一级出台的纲领性文件，往往就是一套“开会传达、转发照抄、分解强调”的“组合拳”；有的为了彰显领导艺术和绝对权威，不惜层层加码，导致“文件落实文件、会议落实会议”的情况更为平常。在政治生态和干部管理上，尤其受当地主官的个人风格影响，一些领导在面对班子或者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不强的局面时，为了讲求团结或者因为个人喜好，难以抓住“关键少数”，为了“统筹局面”而统筹局面，不断在思想上加压、在作风上加压、在制度上加压。这种举措，并不会压缩“躺平式”、“侧卧式”的生存空间，反倒是因为没有“精准打击”“树立反面典型”，让其在人人自危环境里继续游刃有余。

二是僵硬落后的体制。“过度留痕”、“文山会海”只是表象，体制的僵化问题才是阻碍基层减负工作深入推进的拦路虎。目前“金字塔”的结构在上传下达，决策与执行之间的信息传递缓慢，且往往经过多道程序的层层过滤，导致信息失真和延误。这种层级式的结构不仅使得基层减负的政策难以迅速传达到基层，也使得基层的声音难以有效上传至决策层，形成了“上下不通”的局面。一些发达地区在体制内推广数字化办公的进程中，发现数字办公存在泄密风险。为规避这样的风险，一些欠发达地区索性就不往这方面进行探索，其实欠发达地区，地广人稀、隶属地域间隔较远，往往下属乡镇到县里距离几十上百公里，往返用来领文件开会、财务报销、干部批假等时间花费，经常就要用掉基层干部一整天的时间。所以这些地方更需要数字化办公，来实现跨地域、跨层级沟通和扁平化管理，也能使各类政策、指令及时传达到末端，上级部门也能随时掌握工作进展，既有利于提高行政决策效率，也有利于增强部门执行力。而失泄密问题是因为制度设计需要改善，“一棒子打死”只是讳疾忌医、求稳怕乱、缺乏担当的思想表现。

三是权责不清的“懒政”思维。权责不清的“懒政”思维成为阻碍基层减负工作的一大难题。这种思维在部分基层干部中普遍存在，表现为对工作责任的模糊认识和推诿扯皮的行为。一些长期待在基层的干部，存在“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的经验主义思想，导致他们在面对工作时容易出现往外推的情况，将问题归咎于他人或外部因素，而不愿主动承担责任，的的确确缺乏积极进取的精神。党政主官对此也办法不多，为了整体工作推进，只能由此让“听话的”“能干的”年轻干部多多“锻炼”，由此也就出现了“鞭打快牛”现象，“快牛”也就因此叫苦不迭。怎么解决此类问题，基层和上级部门也在积极探索，更新考评机制、大搞机构改革、开展干部思想教育都是为了提高党政机构运转效率的一些举措。然而，尽管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权责不清带来的问题，但“懒政”思维的根源仍未完全消除。在基层来说，更多情形，只能算是“情非得已”。在办公室制定各类方案的人，无法保证落实的人有时间去完成规定动作，基层领导囹圄在各类要求必须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工作会议中，留给督促和调研的时间极少，自己动笔写调研材料的机会更少，只能统统往下安排。在“过紧日子”的大环境下，一些上级职能部门一方面迫切需要成绩亮点、一方面在预算上又捉襟见肘，只能让基层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有成绩大家喜气洋洋，但分责任就三缄其口，例如在处理一些不良项目时，由于前期投入大、牵扯级别广、运维成本高、基本没什么效益，加上时间跨度大、人员出现更替的原因，该类项目成为“烫的不能再烫的烫手山芋”。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基层不是新官不理旧账、而是新官难理旧账。在向上寻求解决思路时，一句属地管理责任就能让基层挫伤大部分积极性。

错误的政绩观、僵硬落后的体制以及权责不清的“懒政”思维，共同构成了阻碍基层减负工作深入推进的障碍。要真正实现基层减负，必须从根本上转变政绩观念，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同时明确权责关系，激发上下干部的积极性和担当精神。只有这样，才能让“基层减负”真正落到实处，成为推动整体工作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