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大社学生的浪漫——姜德海

因为学生年代比较叛逆爱玩，因此高考成绩只能说是马马虎虎，原以为只能上个大专，成绩放榜了，一看比预想的高的多，当时非常兴奋，立马把消息告诉了家人。我的父母都没上过大学，对选择什么专业一无所知，我本人又十分喜好历史政治、社会学。当时一共有三所可以报的大学，那就是西北民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社会学专业我都报了一个，最后我被录取在西北民族大学社工专业。后来才知道只是挂靠在社会学下的二级学科，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学关联性不大。

进大学以后当然非常高兴，我们班的同学来自五湖四海、五十六个民族，有藏族的，有壮族的，有苗族的，我在里面到显得是少数民族了。我们班很明显的气氛就是大家都非常愿意学习，特别是那些女生，她们最早起来，再然后去上课的时候带着一个很大的书包，把今天要看的书统统装在里面，到晚上再回来。当时讨论和争论的风气很强，因为当时来自五湖四海，对同个事情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们一边学习一边争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当时宿舍是11点钟熄灯，熄灯以后还有研讨会。

民大四年的本科生活，现在有些东西都已经淡忘了，但是我感觉那段时间是非常开心的。甚至会觉得还有些缺憾的东西，比如说唐诗宋词我没看过，比如说《古文观止》我没读到，还有一些世界名著也没有读过。那时候我们有西北最好的图书馆，而且看书是免费的。所以阅读的快乐对我来说印象非常深。同学之间也是相处得很好。总体来讲，我觉得生活中最美好的阶段就是在民大大学读本科的那个时候。

我的导师栗学钟先生是中青院社工系的高材生，同时又是个非常热爱学生的人，所以我的导师栗学钟先生讲社工的时候会讲出很多其他的议题，讲出他的人生经历，讲出社工面临的问题，各国社工发展现状。那时候栗学钟先生每周会布置我们看一本书，每周六晚大家一起讨论心得，谈谈看法。这样的话，我们做学术能够有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和更加深厚的基础。

不仅有栗学钟先生，我们读书的时候非常幸运，民大有一批中国最早的社工专业出生老师，比如说我的班主任赵军雷先生，他讲的课总是学术性非常强，常常听得一知半解，他的学养能够给我们很多启发。再比如说像张霖先生，香港留学归来的，接触的是国际上最先进的社工理论，先生讲课方式又幽默生动，我比较爱逃课，但是张霖先生的课我一般不逃。

那个时候你也很难说是钻研到某个领域，但是本科时期思想活跃是非常突出的，而且理论上需要讨论的问题也非常多，对于有些问题的讨论可能不同的学科都会参与到其中。从这个方面来讲，我们在大学里养成的品质，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问题意识比较突出，这和后来越来越细分的专业方向可能不太一样。就是说在思考或者研究的过程当中，更多采取一种问题导向的方式。我当时不是特别关注专业，哪个老师上课上得好，我都会去听。所以我认为问题导向这也是民大的特点。至少我们社会学学院是这样的，民大的传统历来是非常宽松和包容的，鼓励大家提出问题。所以我想在大学里养成问题导向的品质是很重要的。我觉得一方面是民大的特点，另外一方面也是时代的特点，时代的特点把问题的意识特别突出地给予了我们。

我为什么经常讲教育“入门须正，取法要高”这个教学理念呢?因为我以前看《沧浪诗话》，第一段就讲到学诗必须要“取法高”，然后“入门正”。从《诗经》、《离骚》开始，然后魏晋，“以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如果你不是从这个方面去做的话，那么就是路岔了，越走越远，而且会有下劣的诗魔就进来了，所以这个学诗一定是这样的，我在校园里就有这样的感受。因为民大的风格既然不是强加于人，那么它实际上要求的就是你“入门正、取法高”。什么叫“入门正”?比如说我们社工学，从韦伯入门，统计学、社会学入门，这都是对的。但是你不要说哪个东西很好玩，他讲的很风趣我就相信他了，这个东西会有问题的。入门正，哪怕你做得一般，都是正的。入门偏了，你哪怕再聪明，恐怕也是做到野狐禅上去了。

第二个是取法要高，中国古人是相信“取法乎上，仅得乎中”，也就是你取法是上的，那么你得到的就是中的，你如果“取法乎中，则下”，所以我常讲，任何一种学术都有正与不正，有高有低，这个是有区别的。

出了校门以后，做了半年的社工后就没有再做，确实有生活所迫的问题，也有个人兴趣发展方向的问题。但是我认为，每一个时代的任务可能会不一样，但都是由时代提供给我们的。从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我们处在一个非常重要而且非常好的时代，这个时代会把它的需要提供出来，然后呼唤我们去完成相应的任务。

所以我对我们的这一代是充满希望的，当时代把这个任务提出来以后，就看怎样的人能去完成，我对我们这一代民大学生充满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