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为何？每每阅读愈难找到有价值有情趣有质感的资讯，跃入眼帘的多是“大而全、形而上”的程式化、标签化的溢美之辞，简报、通讯、诗歌、散文也好，经验总结、人物传记也罢，推介经验，非得要整出个“一二三”、“硬几条”，处处要求对仗，要求格式；弘扬人物，非得要撕裂感知的底线，泯念人性的伦理，典型人物要么不食人间烟火，可以几天几夜加班加点不吃不喝；要么违背常理，没病硬要整出个病，而且抱病还不下火线，似乎那才叫感人！文本写作，更是“为赋新词强说愁”，拉帮套的分为札记、小记、速记、日记等等。
中国文字表情达意，中国文学文以载道，这些最本真的功能何以被形式主义异化如此？结蝇而记，便捷交易；仓颉造字，便于交流；文学溯源，便法审美。文字文学，素来讲究精准表达，我手写我心，而演化至今，又何被文体、流派所缚？毛泽东在延安《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中就曾一针见血指出：党八股，就是洋八股，看似很新，实则害人不浅！鲁迅先生早就反对过。不知为何？我们的文字，我们的文学又陷入了“党八股”的泥淖！而且愈演愈烈！
余秋雨先生曾讲过：中国文人都有一个不存在例外的共同点，他们都操着一副笔墨，写着世界上很独特的一种毛笔字。不管他们是官屠宰辅还是长为布衣，是侠骨赤胆还是绳营狗苟，是豪壮奇崛还是脂腻粉渍，这副笔墨总是有的！一幅“画像”，逼真呈现！因为当下话语机构的执牛耳者大多为文人。在他们看来，白居易大师不懂雅韵，所写之诗下里巴人，市井之徒，皆可读懂；毛主席诗词，只剩挥斥方遒，韵法不够；鲁迅先生的《秋夜》中：“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也是病句百出，累赘无用。
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从军行》诗云：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如果我们的“书生”所码之字，没有厚重内容，不能激励前行，不能传情抒意，不能以文载道，整日拘泥于形式，追求皇帝的盛装，让文风不忍卒读，“宁为百夫长”，这种“书生”我们不要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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