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委组织部 王生伟
老党员说：“你帮了我家的大忙，等于救了我的命。我们全家都记得你的大恩大德。你要是连我的一点心意都不接受，那你就是看不起我老汉。”老党员的话，让我想起和他的“交情”。3年前，这位老同志给我写了一封信，大意是他们家从高山上易地扶贫搬迁到山下河坝。老人家70出头，女儿远嫁，他和老伴一起供养一个智障儿子，并带一个孙女上学，老伴还有病在身。过几天老伴要去医院检查身体，车旅费及医院预交费都没有，实在没办法，请求组织上帮他个忙。老党员的诉求和我分管的工作有关。我立即根据他提供的手机号码给他回了电话，进一步了解他家的境况，并安慰他不要着急，答应他我们马上想办法解决他的燃眉之急。接着，我打电话向老同志所在的乡镇核实他家的情况，的确情况属实。事不宜迟，我立即和我分管的同志们开会，决定启动贫困党员救助机制，给他家临时救助1200元。接下来，我们专程去他家，把钱亲自送到他手中。我们再和他所在的乡镇的同志一起研究，根据他家的实际情况，帮他家规划了就地养殖中蜂的小产业。3年来，在当地党委政府和村干部们的关怀下，老同志的中蜂养殖每年给他家带来2万多元收入，老伴的病情也得到了缓解，一家人脱了贫，日子越过越舒心。
当然，老同志给我寄送东西我是坚决不能答应的。可是任凭我百般拒绝，都不能改变他的决定。我只好借故老师要上课了，挂了电话。几天后我回到单位上班，在门卫室收到由同事帮我代收的快递，正是老同志寄给我的“心意”。拆开包装盒，是一包老鹰茶、两小瓶蜂蜜，大约价值200多元。我十分感动，也十分愧疚。我只尽了我的职责本分，老同志却铭记在心，看得那么重。怎么办？退回去吧，也未必就好，不能伤了老人家感情。我想了想，想出个办法。我先给老同志打电话表达谢意，接着去移动营业厅，给他的手机充了300元话费。这下，我如释重负。
我在农村长大，并多年在农村生活、工作，对农村的贫困、农民的疾苦有深刻的感受，对农民特别是贫穷农民的悲悯和关切与生俱来，也因此对那些关心农村、关爱农民的干部十分敬重，视他们为榜样。
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有一次母亲带我去公路边的自留地里插红薯秧。那是七八月里的一个闷热的下午，母亲舞动点锄（一种专为除草栽苗的小锄头），挥汗如雨。我不能也不会插红薯，就在母亲的安排下，弯腰捡拾地里的石块，也热得满脸通红，汗湿衣襟。这时，旁边草坪上一位正在等车的叔叔和母亲攀谈起来。这位叔叔穿着中山装，和蔼可亲，他和母亲谈论着农事生产，也询问我家的境况。当他知道我家人口多，家境贫困时，竟掏出几块钱，硬塞给我母亲，母亲坚持不要。叔叔说：“大姐，你不要客气。没几个钱，你拿着，去给娃儿们买衣服、交学费。”他还对我说：“小朋友，拿着，好好读书，将来好好报答你的爸爸妈妈！”叔叔真诚执着，母亲怎么也推辞不了，最后只得收下。这件事，父亲母亲经常谈起，一个劲地感叹遇到了好人。我清楚记得父母说这位叔叔姓党，并说出了他的名字，在县上某个单位工作。
30多年以后，我从乡下调到县城工作。党叔叔如果还在，应该有70多岁了吧？会不会在那些晨练的老人中就有他呢？一时间，寻找党叔叔成为我的一个情结。然而，因为工作十分繁忙，也怕万一别人不认识，遭遇尴尬，寻找党叔叔的夙愿一直没有付诸行动，自然也没有结果。但越是这样，每天我从县城的广场边经过，看到那一群鹤发童颜却精神矍铄的老人们一招一式地打太极拳、练太极剑，总感觉其中某个大叔可能就是党叔叔，总会不由自主地深情地向他们望一望。
找不到党叔叔，也不知道党叔叔是否还健在。但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从一个农家子弟成为了一名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父老乡亲、为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党员群众排忧解难、贴心服务，是我每天的工作和必修课。这是我从无数个“党叔叔”们那里受到的党性教育，也是我对他们的最好报答和回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