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农业大县县域经济的困境与出路——基于陕西省24县2002-2016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引言

农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而我国的农业生产又主要集中于部分农业大县。长期以来，农业大县作为我国农产品生产的核心区域，对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实现“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起到了重大作用。一定意义上讲，农业大县提供的农产品为我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奠定了最基本的物质基础。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农业大县却没能充分分享到我国经济发展的红利，大部分农业大县长期面临着农民经济收入难以提高、政府财政收入无法保障等难题，县域经济总体发展水平长期滞后于其他地区。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农业大县依然没能走出 “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这一困境。

对于农业大县面临的这些困境，学界于20世纪90年代便开始关注，并从农业大县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转型发展等角度展开了探讨。王家东（1994）在分析了农业大县的人民思想、工业发展程度和财政收入水平后认为，应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关系，重点抓好一体化、规模化和股份化。吕万夫（1995）则介绍了江苏省大丰县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建设经验，提出了“农业大县不一定等于财政穷县”这一命题。其他学者更多是从县域经济发展的视角来探讨农业大县的经济增长问题。如赵慧芳（2008）分析了河南省农业大县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制约因素, 探讨了发展过程中应遵循的原则，并认为应增强农业大县的非公经济、优化发展环境。杨孝海（2009）和亢霞（2012）等探讨了中国产粮大县的财政困难成因和改进经济奖励政策等议题。杨朝丹（2014）以吉林省为例，分析了产粮大县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发现工业化程度、粮食产量、资本投入、农业机械化水平、城镇化对县域经济发展促进作用依次减弱，认为发展粮食产品精深加工能增强当地财政收入。除此以外，部分学者把农业大县的研究目光放到了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协调发展的议题上。张延安（1992）介绍了四川省射洪县工业化的经验，强调了产权制度对农业大县向工业县转变的重要性。单日生（1996）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下农业与工业协调发展的辩证关系，并认为发展农业也能促进农业。张宏宇等（2015）通过对四川省的调研发现，农业大县对生产性服务需求越来越迫切，指出政府应积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服务装备条件、加大人才和关键服务环节支持力度、发挥金融支撑作用、推进信息化建设，以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从目前的文献来看，学术界对农业大县的县域经济研究较少，尤其缺乏从产业发展的视角来探讨农业大县县域经济发展的困境及其影响因素。因此，本文以陕西省24个农业大县为例，从产业发展的视角来分析农业大县县域经济发展的困境及其影响因素，探讨农业大县走出“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的可能出路。

1 农业大县面临的困境

陕西省24个农业大县（以下简称农业大县）的国土总面积为31269平方公里，2016年总人口为1058.4万人，农业大县的国土面积和人口分别占全省的15.2%和27.8%。2016年，24个农业县的GDP为2092亿元，人均GDP为27421元，分别为陕西省的14.9%和53.7%。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这一农业主产区普遍面临的问题在这24个农业大县中得到充分体现（见图1）。

从粮食产量来讲，陕西省农业大县2016年的粮食总产量为465.3万吨，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38%。在2002-2016年间，陕西省24个农业大县的粮食产量占陕西省106个县级行政区粮食总产量比重常年保持在40%以上，2010年占比更是高达48%。从工业方面看，24个农业大县2016年的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为3305.3亿元，仅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15%。2002-2016年间，24个农业大县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在全省中的比重保持在9%-15%之间。从财政收入来讲，24个农业大县2016年的财政总收入为86.1亿元，占陕西省财政总收入的4.7%。2002-2016年间，24个农业大县的财政总收入占全省比重常年低于5%。

与“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相对应的是，农业大县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日益滞后和县域财政收支的日益紧张。2002-2016年间，24个农业大县GDP占陕西省的比重由2002年的17%下降至2016年的14.9%，人均GDP也由2002年的62.9%下降至2016年的53.7%。与此同时，农业大县的财政收支矛盾也逐渐凸显，对转移支付的依赖越来越明显。2002-2016年间，24个农业大县的财政收支差距迅速扩大，至2016年，24个农业大县的财政收入为86.1亿元，而同期的财政支出却高达564亿元，财政赤字率为84.7%，即当地近8.5成的财政支出依赖于转移支付。

另外，由于农业的低附加值和工业化的滞后，农业大县的居民收入水平和城镇化水平也明显滞后于陕西省其他地区。如2016年24个农业大县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9284元和23091元，同期陕西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9396元和28440元，前者明显低于后者。2016年，24个农业大县的城镇人口占比为27%，显著低于陕西省同期55%的城镇化水平。

简言之，陕西省农业大县主要面临以下困境：一是县域经济总体发展水平较低，居民收入增长相对滞后；二是产业结构不够优，工业发展明显滞后；三是财政增收乏力，财政支出严重依赖外部转移支付；四是城镇化进程滞后，聚集经济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如何突破农业低附加值的瓶颈，走出“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这一困境是摆在众多农业大县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进一步地讲，主要产业对农业大县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如何?主要产业发展带来的财富增长在政府、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等不同参与主体之间的分配有无差异？哪些因素影响了农业大县的县域经济和主导产业的发展？以上是分析农业大县县域经济发展困境和寻求解决之路必须回答的问题。

2 主要产业对县域经济贡献及其财富分配效应的实证分析

2.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本文的实证分析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分析主要产业对县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其财富分配效应；第二部分为进一步探讨影响这些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第一部分模型的一般形式为：

Y_it = b0 + bx SA_it + u_it       （1）

其中，SAit为自变量合集，包括陕西省24个农业大县的第一产业产值（fgdp）、第二产业产值（sgdp）、第三产业产值（tgdp）和农林牧渔业总产值(fo)、固定资产投资总额(fa)、工业总产值(io)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tc）；Yit为因变量，表示陕西省农业大县的地区生产总值(gdp)、人均地区生产总值(pcgdp)、政府财政收入（gr）、居民储蓄（rs）、城镇单位职工工资（cw）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ri）； u_it为随机扰动项；i为陕西省农业大县代码；t为年份（t = 2002，2003，……，2016）；x为系数符号。

县域经济可分为三次产业，三次产业又进一步可分为若干主导产业。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以农林牧渔业表征第一产业，以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表征第二产业，以社会消费品零售业表示第三产业。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见下表。

2.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收集了陕西省25个农业大县2002-2016年共15年的县级面板数据，以上数据主要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下表所示。

2.3 实证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2.3.1 实证分析：分三次产业回归

本部分首先对公式1进行随机效应模型回归分析，并对回归结果进行Hausman检验，检验结果表明除模型1的回归的伴随概率为0.572外，模型2-6的回归的伴随概率均小于0.05。因此，除模型1外，其他模型均拒绝地区间不存在系统性差异的原假设，模型1采用随机效应进行回归，模型2-6应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接着，本文在个体效应固定模型上进行含时间虚拟变量的双向固定效应估计，并检验所有年度虚拟变量的联合显著性，模型1-6的检验结果表明回归的伴随概率小于0.01，拒绝无时间固定效应的原假设，认为应在模型中应包括时间固定效应。因此，除模型1采用（个体）随机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外，其他模型均采用双固定效应对模型进行回归。为避免异方差，对所有数据采取对数值进行回归（下同）。

模型采用时间和地区双固定效应的方法进行回归分析（除模型1外），将农业大县的三次产业产值与农业大县的GDP、人均GDP、财政收入、居民储蓄、城镇职工工资和农村居民收入等6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模型1的回归结果表明： （1）三次产业对当地经济的贡献度分别为23.4%，47%和22%，即第二产业对县域经济的增长贡献最大（且明显高于第二、三产业），其次是第一产业，贡献最小的是第三产业。模型2从人均的水平考察了三次产业对当地经济的贡献，回归结果表明：（2）第二产业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最大（46.7%），其次是第三产业（20%），最后是第一产业（18.1%）。模型3-6考察了三次产业在政府、城镇单位职工和农村居民之间的财富分配。其中，模型3考察了三次产业对政府财政收入的贡献，发现：（3）第二产业对政府财政收入的影响显著为正，即第二产业发展越快，政府的财政收入也越高；而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对政府财政收入没有显著影响；模型4的回归结果表明：（4）第二产业对居民储蓄的影响显著为正，第二产业发展越快，居民储蓄就越多；模型5的回归结果表明：（5）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对城镇单位职工工资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城镇单位职工的工资随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增长而增长；而第三产业对城镇单位职工工资的并无明显影响；模型6的回归结果表明：三次产业对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均无明显影响，这可能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在2002-2016年间没有明显增长有关。

模型1-6的回归结果表明，在三次产业中，第二产业对农业大县的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贡献接近。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的增长在政府、城市职工和农村居民之间的财富分配是存在差异的，即第二产业能明显促进政府财政收入和城镇单位职工工资的提升，而对农村居民收入无明显影响；第三产业对提升城镇单位职工工资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对政府财政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无明显影响。第三产业对政府收入、城镇单位职工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均无明显影响。

2.3.2 稳健性检验：分主要产业回归

为检验模型的稳健性，本文在此以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城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作为自变量对模型进行回归，进一步探讨不同产业对农业大县县域经济的影响。

本部分首先对公式1进行随机效应模型回归分析，并对回归结果进行Hausman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模型7-12的回归伴随概率均小于0.05。因此，拒绝地区间不存在系统性差异的原假设，模型7-12应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接着，本文在个体效应固定模型上进行含时间虚拟变量的双向固定效应估计，并检验所有年度虚拟变量的联合显著性，模型7-12的检验结果表明回归的伴随概率小于0.01，拒绝无时间固定效应的原假设，认为应在模型中应包括时间固定效应。因此，模型7-12均采用双固定效应对模型进行回归。

模型1-2考察了主要产业对地区经济和人均经济发展的影响，模型1的回归结果表明：（1）农林牧渔业能显著促进农业大县的经济发展，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上工业和社会消费品零售业对县域经济发展无明显促进作用；模型2从人均水平上考察了不同产业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发现：（2）农林牧渔业和工业能显著促进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而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行业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无明显影响。模型9-12分析了不同产业在不同参与主体之间的财富分配效应，模型9的回归结果表明：（3）固定资产投资能明显促进政府收入的增长，而社会消费品零售行业则明显抑制政府收入的增长，农林牧渔业和规模以上工业对政府收入没有明显影响；模型10的回归结果表明，（4）固定资产投资能显著促进居民储蓄，而其他产业对居民储蓄则无明显影响；模型11的回归结果表明：（5）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业均能显著提升城镇单位职工工资，而规模以上工业对城镇单位职工工资则没有明显影响；模型12的回归结果表明：农林牧渔业和社会消费品零售业能明显促进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而固定资产投资和规模以上工业对农村居民收入则无显著影响。

整体而言，分主要产业的回归结果与按三次产业的回归结果非常接近，可以认为模型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结合稳健性检验的发现，本文认为，在县域经济的发展动力方面，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对农业大县的县域经济贡献较大，具体来讲是第二产业中的工业和第一产业中的农林牧渔业能明显促进农业大县的县域经济。在产业的财富分配方面，政府、城镇单位职工和农村居民在不同产业中所获得的收益是不同的，农林牧渔业对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具有积极作用，而对政府增收并无明显影响；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对政府财政收入和城镇职工工资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无显著影响；社会消费品零售业对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具有积极作用，而对政府财政收入可能是不利的。

3 农业大县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上文的研究发现，不同产业对农业大县县域经济的影响存在明显区别，这位农业大县选择相应的产业提供了参考。接下来的问题是，哪些因素影响了农业大县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这些因素对不同产业的影响是否相同？为此，有必要进一步探寻影响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以为农业大县选择相关产业提供更多参考。

3.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本部分实证研究选用面板数据模型探寻影响陕西农业大县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面板数据模型的一般形式为：

Y_it = b₀ + b_xSA_it + d_xSB_it + u_it       （2）

其中，SA_it为自变量合集，包括陕西农业大县的城镇化水平（ur）、人口抚养负担（dr）、农业机械化水平（am）和与省会西安的距离（ds）；Y_it为因变量，表示陕西省农业大县的地区生产总值（gdp）、人均地区生产总值(pcgdp)、第一产业生产总值（fgdp）、第二产业生产总值（sgdp）、第三产业生产总值（tgdp）以及农林牧渔业总产值（fo）、固定资产投资总额（fa）、工业总产值（io）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tc）；SB_it 为控制变量合集，表示其他影响农业大县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包括通信基础设施（info）、人口密度（pd）和耕地面积比重（cr）； u_it为随机扰动项；i为陕西农业大县代码；t为年份（t = 2002，2003，……，2016）；x为系数符号。

鉴于因变量的相关指标已在前文进行了说明，本文在此仅对新增的自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说明。本文的自变量主要包括城镇化水平、人口抚养负担、农业机械化水平和与省会城市距离。城镇化可能会通过聚集效应影响经济增长（蒋涛 等，2007）；人口抚养负担通过影响储蓄率和资本形成对经济生产进行作用（钟水映，李魁，2009；王金营，杨磊，2010）；农业机械化水平可能影响农业生产率进而对第一产业产生作用；而地理区位通过市场距离可能影响经济的溢出效应（王雪辉，谷国峰，2016）。在控制变量方面，人口密度是影响聚集经济的重要因素，通信基础设施影响交易成本，而耕地占比影响农业生产率，也通过可用土地间接影响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各变量的说明如下表。

3.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收集了陕西省25个农业大县2002-2016年共15年的县级面板数据，以上数据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下表所示。

3.3 实证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3.3.1 实证分析：分三次产业回归

本部分首先对公式2进行随机效应模型回归分析，并对回归结果进行Hausman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所有模型的回归伴随概率均小于0.01。因此，拒绝地区间不存在系统性差异的原假设，应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接着，本文在个体效应固定模型上进行含时间虚拟变量的双向固定效应估计，并检验所有年度虚拟变量的联合显著性，所有模型的检验结果表明回归的伴随概率小于0.01，拒绝无时间固定效应的原假设，认为应在模型中应包括时间固定效应。因此，本部分对所有模型采用双固定效应对模型进行回归。

模型采用时间和地区双固定效应的方法进行回归分析，将农业大县的城镇化水平、抚养负担、农业机械化率、距省会城市的距离与农业大县的GDP、人均GDP、三次产业总产值进行回归分析。模型1-5均表明：（1）与省会城市的距离对农业大县县域经济的影响显著为正，离省会越远，经济发展得越好；模型1-4表明：（2）农业机械化水平对县域经济和第一、二次产业的影响显著为正，农业机械化水平越高，县域经济和第一二次产业发展的越好。此外，模型1-6还表明：（3）城市化水平、人口抚养负担、通信基础设施、人口密度和耕地比重对农业大县的县域经济无显著影响。

3.3.2 稳健性检验：按主要产业回归

为检验模型的稳健性，将农业大县的城镇化水平、抚养负担、农业机械化率、离省会城市的距离与农业大县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城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行回归分析。模型6-9的回归结果表明：（1）与省会城市的距离对农业大县的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总产值和社会消费品零售业的影响均为正，距离省会越远，以上产业发展得越好；（2）城镇化水平、人口抚养负担和农业机械化水平对以上产业无明显影响；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3）耕地面积占比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显著为正，耕地比重越高越有利于固定资产投资；（4）通信技术设施和人口密度对以上产业均无显著影响。分主要产业的回归结果与按三次产业的回归结果接近，因此认为上述模型是稳健性的，以上研究结论是可信的。

由上可知，陕西省会西安对农业大县产生了显著的“虹吸效应”，明显吸收了附近农业大县的农业、固定资产、工业和消费品行业的生产要素。而发展农业机械化能通过促进第一、二产业的发展带动县域经济。同时，耕地面积占比越高就越有利于城市建设。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4.1 研究结论

通过对陕西省24个农业大县县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的分析，本文发现：第一、农业大县县域经济发展最大的动力来源是第二产业，其次是第一产业，最后是第三产业；短期来讲，城市固定资产投资能显著促进县域经济增长，但在长期，工业化是农业大县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第二、不同产业在不同参与主体之间的财富分配效应是存在差异的。具体来讲，农林牧渔业能明显促进农村居民和城镇职工的收入，但对政府财政收入则无积极影响；城市固定资产投资能明显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也能增加城镇职工收入，但对农村居民的收入则无明显影响；而社会消费品零售业能显著提升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但对财政财政收入无明显促进作用甚至可能有负面影响。

对县域经济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后，本文发现：第一、陕西的省会西安对农业大县产生了明显的“虹吸效应”，吸收了农业大县各个产业的生产要素；第二、农业机械化能通过影响第一、二次产业进而促进当地经济的增长；第三、耕地比重有利于固定资产投资。

总体而言，加快城镇化、工业化进程，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是农业大县走出“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的必由之路，这也是一个能兼顾政府和城乡居民利益的多赢选择。

4.2 政策启示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最基本的单位，而陕西的绝大部分农业大县都没有走出“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的困境。基于本文的研究发现，作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坚持并加大对农业大县的转移支付力度，保障农业大县财政能力

目前陕西的大部分农业大县的工业（包括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不足，大多数农业大县的农业经济形态依然以农产品种植为主，而农产品种植的低附加值使得农业对县域经济的促进作用较为有限。同时，针对农业的低税甚至是免税政策又使得农产品种植对政府财政增收几乎没有贡献，这使得加大了当地政府财政的压力，也降低了当地发展农业的积极性，这对发挥农业大县提供农产品的主体功能是不利的；另外，省会城市对农业大县的“虹吸效应”又吸收了当地本就缺乏的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使得当地发展相关产业举步维艰。一定意义上，农业大县牺牲了自身的发展利益，保障了国家的粮食安全。为此，国家和陕西省应进一步坚持并加大对农业大县的转移支付力度，保障当地的财政能力，并结合主体功能区战略，完善针对当地财政、人事等方面的激励制度，以进一步维护当地农产品主产区的主体功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第二、促进人口向城镇集中，加快城镇化进程

目前陕西农业大县的城镇化水平滞后于其他地区约20个百分点，无论是从经济发展还是从发挥农业大县的主体功能方面来讲，城镇化是农业大县最有潜力的方向之一。短期来讲，城镇化带来的城市固定资产投资能明显促进当地政府财政收入和城镇单位职工工资的提升，可解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燃眉之急”。长期来讲，城镇化能带来扩大市场、提升分工、促进知识共享和技术创新，产生聚集经济，对经济的长远发展有利。同时，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有利于集约利用土地，更好地发挥当地提供农产品这一主体功能。在实践中，一方面，当地可从加快土地流转、城市建设用地与农村耕地和宅基地“占补平衡”，提高教育、医疗等城市公共物品供给质量、增加进城吸引力，来促进人口向城镇集中，以加快城镇化进程。另一方面，鉴于农业大县本身财政能力较弱，难以依靠自身力量推进加快推进城镇化。因此，农业大县应积极融入“关中城市群”和“西咸新区”等城市发展规划中，争取上级或外部资金的支持，借助外部力量推动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投资，促进农业大县的城镇化进程，提升当地的聚集经济水平。

第三、以工业为核心，优化产业结构

研究发现，第二产业仍然是对当地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产业。“无工不富”这一论断在陕西农业大县仍然是成立的。对此，当地政府可从自身的比较优势出发，结合国家对自身主体功能的战略定位，重点围绕农业设施生产制造、农业机械加工制造、农产品加工、食品加工及其他符合本地比较优势的产业出发，进一步推进工业化进程。在实践中，可借鉴江苏省大丰县、河南省正阳县和四川省射洪县的经验，打造贸工农、产加销、种养加、农科款一体化和一条龙的经济模式，形成“布局区域化，经营一体化、服务社会化，效益最大化”的新型经济发展格局，以工业化为核心，优化产业结构，以提升当地县域经济的竞争实力。

第四、发展农业机械产业，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

研究发现，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能经济影响第一、二次产业发展，进而促进县域经济增长。目前来看，陕西大部分农业大县的农业机械产业在销售和使用方面较为发达，但在产业链前段的研发设计和生产制造却发展不足。未来，农业大县除了进一步提升农业机械化使用水平以外，还可以进一步向农业机械的研发、制造等产业链的前端延伸，完善和深化农业机械产业，助力当地县域经济成长。

第五、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率

笔者在实地调研时发现，当地农业大县的“老年农业”特征突出，大部分年龄人外出谋生，留下了劳动能力和生产经营技能相对较弱的老年人在家种地。同时农业生产经营总体仍是“小而全”、“小而散”，市场上大路货、初级产品居多，还没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和经营体系，当地的合作社虽然很多，但有效运营的却很少（10%以内）。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发展“半托管”、“托管”农业，同时加快土地流传，培养种植大户，提升规模经济。同时，在农产品病虫害统防统治、山区丘陵区农机作业等生产环节以及粮食烘干、蔬菜水果保鲜、市场信息提供、品牌推广等农产品生产的“产后”环节给予更多关注，以完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农业生产经营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