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首页
  2. 扶贫开发

警惕“数字脱贫”“虚假入贫”“作秀扶贫”

进入脱贫攻坚关键期,不容忽视的是,仍有数千万贫困人口亟待脱贫,仍有一些地方弄虚作假,仍有个别党员干部把脱贫当成政绩工程,搞“数字脱贫”“纸上脱贫”。

类型一:“被脱贫”“数字脱贫”

1、虚报数字,1亩辣椒报5亩

“李老伯,你们两口子年纪这么大了,还种5亩辣椒,身体吃得消吗?”“还可以,只种了1亩地,最多采摘的时候,请人帮个忙。”重庆市委第七巡视组在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新田镇河门村走访时,村民李德龙不经意的一句话,揭开了“纸上脱贫”的真相。1亩辣椒写成5亩,李德龙的年收入也从3000元“涨”到了15000元,从而顺利“脱贫”。忠厚老实的李老伯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就这样“被脱贫”了。

该巡视组还发现,与此情形类似,联合乡龙池村贫困户高元合,2017年规划养殖12头猪,实际连猪圈都没有;罗贵林规划养殖10头猪、6头牛,实际只养了3头猪、1头牛。

2、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养殖收入

2016年10月,湖北省武穴市水产局渔政船检港监管理局船检股副股长、驻石佛寺镇孙福二村第一书记刘素兵等人弄虚作假,无中生有,使尚未脱贫户“被脱贫”。

在脱贫验收工作中,刘素兵和市水产局职工、结对帮扶工作人员项明强,为使贫困户孙某某达到脱贫条件,在孙某某没有养鸡养猪的情况下,虚报孙某某当年养鸡养猪收入8018元,致使不符合脱贫条件的孙某某成为脱贫户。

最终,纪检监察机关分别给予刘素兵、项明强党内警告处分。

3、不负责任,导致贫困户被错退脱贫

2018年5月8日,江西省脱贫攻坚第四督察组在对抚州市黎川县熊村镇坊坪村开展脱贫攻坚专项督察时,发现坊坪村党支部书记李求明对坊坪村贫困户情况不清楚;对贫困户没有做到精准识别,导致脱贫户黄某某被拆户处理,贫困户沈某被错退脱贫;对贫困户档案信息采集不齐全,导致脱贫户凌某在国扶系统与分户档案信息采集表中的信息不一致等。

李求明在担任熊村镇坊坪村党支部书记期间,不认真履行脱贫攻坚工作职责,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4、越俎代庖,代填代签脱贫确定书

2016年12月,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蕲县镇白安村组织填写脱贫攻坚脱贫户年末核查表和脱贫户人均纯收入调查表。白安村村委会主任王西军为“帮助”贫困农户王某达到脱贫标准,竟然在填写脱贫调查表时“造假”,将王某的个人信息随意填写为耕地面积2亩,生产经营性收入1800元,当年人均纯收入3560元,并代替王某签名填写了脱贫确定书,使其“脱贫”。

2017年初,在安徽省委托第三方对埇桥区精准脱贫工作监测评估中,王某户被评定为达不到脱贫标准。王西军的造假行为“露馅”,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5、违规操作,不符合条件贫困户“被脱贫”

2018年5月,海南省儋州市纪委通报2起扶贫领域工作作风不实典型问题。2017年期间,儋州市排浦镇政府不正确履行工作职责,在不掌握实际情况下,将享受低保待遇、没有务工收入或产业收入的昌王村等5户办理脱贫退出手续,违反了有关文件关于纳入低保、五保的贫困户脱贫退出相关规定。

和庆镇政府对脱贫验收工作重视不够,要求不严,培训不到位,致使美灵村委会、木排村委会建档立卡贫困户申请验收表各级签名缺项、漏项,给工作推进造成被动。市邮政局副经理吴翔飞等人作为贫困户第一帮扶责任人,未认真履行帮扶工作职责,有的不深入了解情况,有的工作粗心大意,有的脱贫验收工作不认真,或不认真执行脱贫退出相关政策规定,机械套用政策,导致《帮扶手册》填写出现系列问题,甚至将明显不符合脱贫条件的贫困户脱贫退出,被省、市检查发现,造成不良影响。

鉴于以上情况,儋州市纪委经研究决定,对排浦镇、和庆镇党委全市通报批评;对第一帮扶责任人市邮政局副经理吴翔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科员符晶、市中医院基层指导科主任吴晓东等17人全市通报批评。

类型二:“虚假入贫

1、明知有冒充贫困户问题,仍批准拨付资金

2015年至2016年,河北省巨鹿县观寨乡崔寨村在实施蔬菜大棚项目中以非贫困户冒充贫困户等方式虚报冒领国家扶贫资金63.27万元,巨鹿县扶贫办明知虚报冒领行为,却仍然批准拨付资金。

巨鹿县扶贫办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2017年11月,巨鹿县扶贫办原主任程蕴昭受到开除党籍、政务撤职处分,降为科员;主任科员葛之理受到政务撤职处分,降为科员。

2、贫困户标准被降低,大面积瞒报收入

2015年8月,审计署对广西壮族自治区马山县进行抽查时发现,该县认定的扶贫对象中,有3119人不符合扶贫建档立卡标准,其中有343人属于财政供养人员,有2454人购买了2645辆汽车,43人在县城购买商品房或自建住房,439人为个体工商户或经营公司。

为何会出现如此大面积的“假贫困户”问题?原来,根据国家规定,当时贫困户识别标准是年人均纯收入低于2736元,但马山县一些地方并未严格按照收入标准来识别贫困户,而是采用子女上学、生病等其他标准来认定,一些收入超标准的人员通过瞒报收入等方式申请成为贫困户。

问题披露后,当地迅速采取整改措施,对各乡镇、县扶贫办、县财政局、县民政局等单位多名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当年10月起,广西抽调25万名干部进村入户,对全区500多万贫困人口开展精准识别工作,剔除了50多万“假贫困农户”。

3、制作虚假材料,打招呼审核过关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丹阳社区党总支原书记马玉凤想为胞弟马永奎解决住房问题,但当时,马永奎的户口并不在二道区,没有资格申请购买廉价房。

在马玉凤的授意下,马永奎在个体复印社更改了复印件的户口信息,制作了一张2005年迁入二道区的户口本复印件,伪造了房屋租赁合同……而另一边,马玉凤也悄悄与社区工作人员打招呼,授意他们违反工作规定,不进行入户调查,伪造领导签字。在马玉凤的“精心”策划下,马永奎的申购材料顺利通过层层关卡,取得了保障性住房的申购权。

之后,马玉凤又套用此手段,为其父申购保障性住房。此外,她还在明知表妹刘娟不符合规定的情况下为其办理低保,由刘娟的婆婆代为领取使用长达8年之久。在刘娟去世后,马玉凤的婆婆采取戴口罩等乔装方式继续冒领2万余元低保金。2016年3月,马玉凤被给予留党察看一年、行政降级处分。

4、名额空缺妻儿凑,剩余指标“送”村干部

江苏省盱眙县桂五镇藕塘村获得63个危房改造补助名额,接到工作任务后,藕塘村报账员吕顺阳经过实地走访统计出了57户符合危房改造标准的名单。此时,他本应严格按照规定,上报符合条件的57户名单。但手里还剩了6个名额,怎么办?吕顺阳想到了自己的妻子和儿子。他安慰自己:“我这么做没有损害哪个贫困户的利益,该上报的都已经上报了。反正都是中央拨下来的钱,给谁不是给啊,镇里给了63个名额,不完成就是浪费。”

在上报了妻子和儿子的名单后,吕顺阳为了“平衡”,又将剩余的4个名额“送”给了村干部。不久,吕顺阳妻子和儿子的账户上分别收到6000元危房改造补助款。吕顺阳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5、补贴名单秘密炮制,公告栏里悄悄张贴

浙江省玉环市干江镇垟岭村党支部书记张灵龙在接到报送农村住房困难群众房屋修缮改造补助对象通知后,跳过“班子集体商量讨论研究”这一环节,直接电话告知其他村“两委”成员,每人可以提名1至2名补贴对象。结果,在这份秘密炮制的“困难”群众住房补助对象名单中,有村支书的父亲,有支部委员的岳父,还有村委会副主任的叔婶,多名不符合补贴条件的村干部亲属被列入补贴范围。

按规定,补助对象名单必须要在村里公示3天。为了不引起群众关注,村“两委”将这份名单在村委会公告栏里悄悄张贴。随后,这份特殊名单顺利通过了镇政府、住建部门的审核,25.9万元补助资金拨到垟岭村账户,人均每户补助金额达1.85万元。张灵龙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6、分配指标藏偏心,特别“照顾”老家村

2015年3月,福建省诏安县扶贫办下达给西潭乡36个生产性扶贫补助资金指标,每户补助2000元。作为分管扶贫工作的副乡长钟武钦罔顾职责,打起了“我作为美营村土生土长的人,还是要给村里多做贡献”的“小九九”。在未经镇班子会议研究的情况下,钟武钦分配给自己老家美营村6个指标,其他15个村每村仅分配到2个指标,还有1个村1个指标都没有。

在36户补助对象中,有的家里已经购买了汽车,有的家属是个体工商户,有的家属甚至注册了公司,显然不符合生产性扶贫补助的要求。

按照诏安县扶贫办要求,补助对象必须在已经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中筛选,不能随意申报。既然是在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中筛选,为何出现有车有公司的人分到指标的情况?经过对西潭乡2014年贫困户建档立卡工作进行仔细排查,发现竟有67户不符合建档立卡的有关要求,有的还是钟武钦要求村干部予以关照的宗亲。2016年8月,钟武钦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7、睁只眼闭只眼,不核实不报告

2015年10月,广西隆安县俭安村开展精准识别入户评估期间,村民小组评议人员陆兴国明知苏某在运输公司开公交车,不符合帮扶条件,但在进行村民小组评议时未予以反对和向上级反映;在进行村级评议时,会上有人提出苏某在运输公司开公交车,但作为村级评议人员的韦棉贵以及村党支部副书记、村委会副主任黎有宁,村“两委”委员黎生杰等人既没有认真了解核实,也未将有关问题向上级报告,导致苏某户被评定为贫困户。

2018年3月,韦棉贵、黎有宁、黎生杰、陆兴国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8、审核成摆设,阻挠他人举报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王爱敏在国家助学金评审工作中,未审核发现学生王某伪造的低保证,对有人反映该学生低保证可能存在弄虚作假的情况置若罔闻,不予追查,在明知弄虚作假的事实面前,竟然阻挠其他学生举报。

在该校学工部调查过程中,王爱敏隐瞒事实真相,未如实说明情况,致使王某获得二等国家助学金2800元。王爱敏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类型三:“作秀式”扶贫

1、国家级贫困县举债修建大批“政绩工程”

湖南省汝城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但在县委、县政府大楼坪前,却植有6株两人手拉手才能环抱住的银杏古树,与大楼正门相对的广场上,8根图腾石柱屹立于中央,广场四周高楼林立。

调查显示,汝城为了所谓的政绩,罔顾实际,不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大决策部署,反而大规模举债修建大批“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自2008年以来,该县修建广场公园11个、市政道路项目26个,违规修建办公楼10栋,几乎一半的钱都用在大搞城市开发和城市建设,而培植财源、促进产业发展方面投入还不到6%。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基本民生问题长期得不到重视和解决。比如:汝城县城卢阳镇竟然还有两个自然村一些村民家中没有通电,当地群众25户67人仅靠山泉水发电和点煤油灯照明。截至2017年底,易地扶贫搬迁账户沉淀资金占应拨付资金的68.7%,资金使用拨付进度缓慢;2017年11月底仅完成贫困村改厕515户,为年度计划数的34.59%。最终,汝城县3名党政主要负责人、17名科级干部受到严肃查处。

2、扶贫项目“被完工” 偷梁换柱走了样

2017年初,为解决包括桥沟村在内的7个贫困村村民生活用水困难问题,山西省忻州市保德县桥头镇实施山头梁集中引水工程,并将该工程作为脱贫攻坚重点项目。当年9月,桥头镇政府将竣工材料上报保德县脱贫攻坚指挥部。

但年底保德县纪委对扶贫项目进展情况进行抽查时却发现,桥沟村里的水井里并没有水,施工现场堆积的管道还未来得及铺设。为何项目还没有完工,群众还没用上水,镇政府工作人员就按“竣工验收”上报?桥头镇原镇长赵晋表示,是个人的虚荣心在作怪,如果报的工程进度慢了,怕受到上级的通报批评。

经查,截至2017年9月14日,桥头镇34个上报为竣工验收的扶贫项目中,11个项目已验收但无验收资料,23个项目均未验收,其中3个项目未实施、12个项目未完工。随着调查进一步深入,发现桥头镇不仅给项目的工期打了“提前量”,经过“美化”的扶贫项目材料上也是错漏百出。桥头镇党委书记、镇长等人因在扶贫项目中不如实汇报情况、擅自变更项目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

3、为增加“效果”观摩点“租牛迎检”

云南省镇雄县盐源镇盐源村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创办了敬天养殖场,该养殖场由敬天畜牧科技有限公司经营,通过发展牛羊养殖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盐源镇党委、政府认为敬天养殖场具有一定的规模和示范性,便将其确定为盐源镇“两比两看”的观摩检查点上报。

时任盐源镇党委书记洪济、镇长周乐银先后2次到敬天养殖场视察,要求要把环境卫生、管理制度等工作做好,汇报时重点介绍养殖场发展的特色亮点,却并未深入细致了解养殖场养羊、养牛的具体情况。

但由于贷款资金尚未到位,引进100头黄牛的计划落空,养殖场实有存栏牛羊数并不多。敬天养殖场管理人郎学春为给观摩检查的领导留下好印象,想出“租牛”的方法:私下向养殖场周边的养牛户以每天50元的租金租了10余头牛到养殖场,以增加现场观摩会的“效果”。时任盐源镇党委书记洪济、镇长周乐银和镇纪委书记王天武分别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和重要领导责任,均被诫勉谈话,盐源镇党委、政府向县委县政府作书面检查。

4、热衷于“高大上”的项目

贵州省三都自治县是全省14个、黔南州唯一的深度贫困县。该县原县委书记梁嘉庚作为“扶贫开发工作第一责任人”“扶贫一线总指挥”,面对贫中之贫、困中之困、难中之难,却把精力和资金集中到与脱贫攻坚无直接关系的“养生谷”“千神广场”等综合项目开发上,大搞“形象工程”。

据报道,2016年以来,梁嘉庚主导实施在建的1000万元以上的项目有127个,但与脱贫攻坚有关的只有41个。2017年8月30日,针对三都县委、县政府存在的不聚焦精准脱贫工作、目标发散、力量分散等问题,黔南州委、州政府对三都提出批评并“约法三章”,梁嘉庚口头答应却不执行。

最终,梁嘉庚因为还有其他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被省纪委监委通报。省纪委监委在通报中直指其“违反政治纪律,对党中央关于脱贫攻坚重大决策部署置若罔闻、自行其是,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

扶贫不是一句空口号,脱贫攻坚是一场必须打赢的硬仗。“数字脱贫”“虚假入贫”“作秀扶贫”等弄虚作假问题,严重阻碍脱贫攻坚进程和质量。要想杜绝这类问题出现,党员干部就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不急功近利,不好高骛远,更加注重帮扶的长期效果,夯实稳定脱贫、逐步致富的基础,做到扶真贫、真扶贫,脱真贫、真脱贫

基层中国 JiCeng.Org 发布者:学习助手,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jiceng.org/povertyrelief/3171.html

发表评论

登录后才能评论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

邮件:328251938@qq.com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9:30-18:30,节假日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