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调研”联系理论与实际

全党第一次大调研是在1941年，调查研究由此成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制度。全党第二次大调研是在1961年，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奠定基础。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在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党中央部署开展全党第三次大调研，再次发出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专门文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调查研究要讲究科学性。在兴国调查中，毛泽东采取了“点面结合”的调查方法。在调查区域上，毛泽东选择了以兴国第十区即永丰区为调查点，这不仅是因为本区拥有永丰圩这一政治经济中心，人口分布也比较集中，更重要的是其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在考察兴国的苏维埃政权运行情况时，毛泽东首先详细了解了区、乡、村各级政府领导人员的人数、家庭出身、本人成分和职业、文化程度等，随后根据三级政府领导人员的组成状况及在土地革命中的表现，系统总结了政府人员的四大弊病。调查研究要讲究科学方法，要加强自身理论学习，提升自身能力素养，锻炼“解剖麻雀”式调研能力，到工作先进的地方去总结经验，到矛盾尖锐的地方去研究问题。

调查研究要坚持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周恩来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并身体力行，获得了大量真实可靠的第一手材料，成为他治国理政的重要参考，也为我们树立了调查研究的光辉典范。在调研中，他以将心比心的研究理念，俯下身子深入田间与群众谈心对话，设身处地了解农民所思所想，“像是在亲人中向他们学习一样”。他实实在在走进农民的内心世界，与大家建立了诚挚密切的关系，让调查研究为人民服务、解决人民自己的问题、实现人民的愿望。向周恩来同志学习调研，就是要扑下身子、走出院子，到企业社区察看和体验，倾听人民的诉求，感受人民的喜悦，保持虚心求教，获得真实的调研材料。

调查研究要坚持以现实问题为着眼点。1936年，26岁的费孝通前往苏州吴江开弦工村调研，以此为基础写下了在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的《江村经济》。在艰苦的抗战岁月，1938年，他辗转到达抗战大后方昆明，15天后就一头扎进云南农村开展调研，先后完成了《禄村农田》等一批调研报告，以乡土社会为样本探索抗战胜利后如何建设国家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他仍然坚持田野调研，总是站在时代前沿，紧贴中国实际，跑遍了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各个省区，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调查研究要坚持问题导向，以真正解决现实问题为目标，在实地调研中获得对问题的客观认识，并不断探索解决方法，带着问题做调研，才能“有的放矢”。

调查研究作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连着真知与行动、系着党心与民心、串着信息与决策，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要从各类调研经典案例中汲取经验智慧，创造更多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