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造假的五个手段

家庭年收入超十万却申报“贫困户”。

经福建省南平市纪委监委调查取证，2名村干部居然把自己申报为国家建档立卡贫困户，而两人家庭年收入达4-10万元不等。最终，二人分别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并被追缴违纪所得。

在脱贫攻坚过程中，诸如此类的偏离精准扶贫精神和原则的扶贫造假倾向仍然存在，数字入贫、数字脱贫、虚假帮扶等屡见不鲜。扶贫造假既影响脱贫攻坚进程和质量，又损害党和政府形象。

那些存在于扶贫工作过程中的五个造假手段。

“贫困帽”张冠李戴

在贫困识别阶段，扶贫造假主要表现为：没有逐户深入调查、未经过村内群众讨论和公示等必要程序，由少数干部随意指定或安排扶贫对象，形成数字入贫。

如国家审计署披露的广西马山县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2015年，经披露，广西马山县违规认定了3119名扶贫对象。其中，343名财政供养人员，2454人购买了2645辆汽车，43人在县城购买商品房或自建住房，439人为个体工商户或经营公司。瞒报收入、未严格按照标准认定贫困户、审核不到位......在贫困识别阶段浮于表面、流于形式，无法识别出真贫困。

还比如，有的地方将“贫困帽”张冠李戴，把经济条件较好、紧邻中心城镇和干线公路的小康村确定为贫困村，反倒将地方偏僻、贫困发生率高的“老大难”村摘掉“贫困帽”。这虽然是个别现象，但影响极坏。

忽略时序节奏的脱贫计划

在脱贫规划阶段，扶贫造假主要表现为：不是根据贫困人口规模、致贫原因、可用资源和条件，在充分论证和商讨的基础上制定可行的脱贫规划，而是“拍脑袋”、层层加码，提出不切实际的脱贫计划，或者将工作更多地停留在制作挂图、展示沙盘、召开会议、下发文件层面。

有的地方在制定脱贫规划时缺乏务实精神，只是一厢情愿。例如好高骛远，实现脱贫目标不切实际地层层提前；在扶贫项目上还没有论证就匆匆上马，造成有的项目脱离实际，建成后根本没有发挥作用。

有些地方把层层夯实脱贫攻坚责任搞成“层层加码”，不切实际地将脱贫任务增多、项目拓宽、标准拔高，把压力和矛盾交给基层干部，大幅加重基层负担。

扶贫计划实施过程中不务实

在扶贫计划实施中，造假突出地表现为将扶贫工作文件化、会议化、表格化。其中，产业扶贫上的造假尤其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不考虑市场需求、罔顾贫困户的能力和受益保障机制来搞产业扶贫，甚至盲目跟风，不选择具有持续脱贫功效的产业和组织形式，这无论是对扶贫工作的开展、当地经济的发展和贫困户脱贫都危害甚大。

西部某县里的扶贫“明星”搞了个养鸡合作社，以村委会名义竖起一块“扶贫公示牌”，写着这个扶贫项目以“合作社+大户+贫困户”的模式建设，包括养殖大户、贫困户在内，近百人从中受益。

乍一看，养鸡合作社带来的扶贫效果不错。但据媒体披露，广告都是政府找人做出来，贴上去的，都在“吹牛皮”，数字是虚的，材料是假的。合作社只是挂了块牌子，并没有实际运作，这些年养鸡的出栏量和利润也与宣传广告差距甚远。

有了养鸡大户的配合，再加上县政府急于出成果、树典型，一个普通养殖大户就被包装成了“扶贫大户”，结果不但扶贫没啥效果，反而弄得该养殖户负债累累。

不精准、不深入的帮扶

在帮扶环节，扶贫造假一方面表现为少数帮扶人搞缩小版“大水漫灌”，表面上帮扶到户到人，但没有因人因户施策；另一方面表现为少数帮扶干部不是踏踏实实深入帮扶，而是利用监管漏洞，虚报驻村时间、帮扶内容，搞“挂名式”“走读式”帮扶。

近日，在脱贫工作国家省际交叉考核中，中部某县上演了一场干部“装儿子”的戏码。平日对帮扶工作敷衍应付，在检查时却慌了神，为应付检查，避免“露馅儿”，一名年轻干部“潜伏”到贫困户家里“装儿子”，想替贫困户回答问题、蒙混过关。但“演技”再好也难让百姓接受，“假儿子”一句虚伪的“妈”，叫得老太太变了脸，气得小姑娘撇开了头。帮扶工作不踏实不深入，就永远得不到老百姓的真心。

搞“假脱贫”“被脱贫”

在扶贫对象退出环节，扶贫造假表现为：不经过严格的调查、评估、认定和公示程序，搞数字脱贫或随意宣布扶贫对象脱贫。

某巡视组就在重庆彭水县发现了“假脱贫”、“被脱贫”问题。有的地方搞无中生有，将种植养殖规模“写”大，为贫困户虚增收入；有的地方通过发放补助金，想方设法让贫困户主动承认脱贫，等等。1亩辣椒写成5亩，李德龙的年收入从3000元“涨”到了15000元；联合乡龙池村贫困户高元合，2017年规划养殖12头猪，实际连猪圈都没有；罗贵林规划养殖10头猪、6头牛，实际只养了3头猪、1头牛。如此“精确计量”，数字好看了，但贫困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扶贫造假，不仅源于造假者的思想道德问题，或许有复杂的外部原因。

一是上级官僚主义导致扶贫造假。上级一拍板，定了超出可用资源和时间支撑的不切实际的扶贫脱贫计划，迫使基层组织和人员只能造假“完成”。上级检查、考察多且频繁，走马观花看典型、听汇报，让扶贫人员陷于准备汇报材料、开会、汇报中。上级扶贫工作数据或材料必须在短时间内上报，基层迫于时间压力，只好选择数字造假。

二是不健全的扶贫监管和考核评估制度，使扶贫造假行为得不到及时发现和纠正。上级多用抽查方式核实下面呈报的数据，考核评估也主要以呈报数据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扶贫相关组织和个人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减少了扶贫造假被发现的机会。

三是不合理的工作安排。驻村扶贫干部有时被上级要求，既要承担驻村帮扶任务，又要完成原单位的工作。在帮扶村和原单位之间两边跑，时间精力都不够，使部分驻村干部被迫编造驻村时间以应付检查。

四是扶贫造假责任认定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造假者的处罚力度，降低了扶贫造假的成本。当造假者为村级组织或村干部时，由于其属于非干部身份，只要造假行为不触犯法律，处罚就更加困难。

思响哥想说，扶贫造假，虽然只是我国脱贫攻坚过程中出现的局部性、倾向性问题，但严重阻碍脱贫攻坚进程和质量。

扶贫造假犹如扶贫工作中的传染性病毒，如果得不到及时严肃的纠正，会引起其他扶贫机构和人员的效仿。同时，政府体制内的人员搞扶贫造假，会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和威望。从法律意义上来说，由政府工作人员有意识进行的扶贫造假，属于渎职行为。

因此，要加强和创新扶贫治理，构建不想造假、不能造假的扶贫治理体系，以减少和遏制扶贫造假。